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

1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细节,而就历史演进的大势而言,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乡制变迁似乎可总括为:"19世纪的里保制,1900-1928年的区董警长制,1929年以后的区长制。"当然,各地的组织形式和结构不尽相同,甚至层级和名称也各具特色,但以新制(警察制)取代旧制(保甲制)的历史趋向基本一致,并且也都始终是在"地方自治"的现代化旗帜下来规划乡村政制的。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国家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孙中山政治思想为指导开始了国家权力重构过程,其中地方自治作为国家权力重构的重要路径得以迅速开展.但在进入政治实践领域后,孙中山政治思想无法满足南京国民政府适应所处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只能从传统政治中寻求有效手段,以至于逐渐背离了孙中山政治思想,导致与专制体制相契合的保甲制在自治的旗帜下得以大行其道.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省级行政体制,是国民党维护在地方的统治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然而,从地方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上看,它又是在封建政体趋于瓦解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产生的变革。因此,探讨这一行政体制变革的内容、原因、以及变革后省制的地位等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来说,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地域保甲制度的演变

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与万历时期)是保甲法在各地大范围推行,机制日益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就福建而言,由于倭乱肆虐,保甲法实施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由局部实施发展为全省推行,而沿海地域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保甲制大都形成独立的实施体系,细则亦日趋复杂完备,保甲与乡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形成约保一体。在保甲制的具体施行方式上,地方官员可以对上级相关规定加以细化、变通和深化。同时,保甲法带有较强的应时性与反复性,具有实效短、实施不稳定、规程多变的特征,影响实施效果。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