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薛道衡是北齐、北周和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开皇四年(584),薛道衡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的期盼,开皇八年(588)的论述主要是对实现"大一统"的"筹略",大业五年(609)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局面的称颂。薛道衡"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     

“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

“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一直秉承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共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大一统”思想内含的民族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在坚持华戎同轨的思想基础上,又推行了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一致赞同,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存在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王朝之中,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目标.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论法家思想在汉代的隐性化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法家学派在秦汉时期悄然消失了,但法家思想依然存在,而且在帝国政治中起着支配性作用。除了对秦帝国政治体制的沿袭以外,法家思想中的理性化取向对于汉帝国现实政治也具有儒家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仅那些政府要员要利用,就是所谓儒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改造。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略论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对法的认识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法的概念与内容作了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强调法的强制性、适时性,都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提高法官个人素质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论“无为”思想的学派性

“无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由道家最早提出,但并非为道家所专有。从先秦到汉初,除了道家使用这一哲学范畴外,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也都讲“无为”,只是对“无为”的诠释有所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内涵。     

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

人性好利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刑大于赏、轻罪重刑、反对赦宥是其特色。法家的重刑思想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导致了统治者对刑罚的迷信与崇拜及其酷刑与酷吏现象的出现,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忌讼与耻讼的心态,抑制了中国部门法以及中国法学的发展。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论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既有重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 ,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探略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建立在对“天”与“人”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并以维护君权为最终目的,被赋予了维护国家统一、政治统一,以及维护皇权等方面的含义。它适应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有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