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还史以真 寓情于文——解读恰白·次旦平措学术思想中的文史双重追求

恰白·次旦平措是我国著名的藏族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主持编写的<西藏通史>是解放后我国藏族学者用藏文编写的第一部西藏通史,为藏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文章通过恰白·次旦平措史学代表作<西藏通史>和部分文学作品的解读,阐述了他"还史以真,寓情于文"的双重学术追求思想.对恰白先生考证源流、辩章学术的史家风范与坚守传统诗学、注重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文学观念进行了解读.从而彰显了治史与经文互为渗透的恰白学术思想.     

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有关吐蕃王统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P.T.1286和P.T.1287号敦煌藏文写卷。后弘期早期成书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屡屡出现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零散叙述,14世纪中叶成书的《红史》作者广采汉、蒙古等地的文献资料,开创性地将汉、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区域或族群的王统历史纳入书写范畴,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纂体例。这一书写传统后被《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文史籍继承和发扬,影响深远。14—16世纪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的历史书写,体现出藏族史家对于元代以来汉、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体性关照,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藏族史家在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和民族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相关论述,史学家们事实上建构起了一种汉、藏、蒙古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使得元朝治下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一点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数字崇拜与文化象征:对"嘉绒十八土司"历史文化内涵的探讨

"嘉绒十八土司"被视为是一个关于嘉绒藏族历史地理范围的表述,但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不少分歧,且各有不合情理之处.从"十八"之说广泛存在于苯教文化体系,以及象雄苯教与嘉绒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来看,"嘉绒十八土司"很可能源于苯教关于"十八"的数字崇拜及相关的象征文化,"十八土司"非实指,无关嘉绒藏族的地理范围.     

学术信息

贾晞儒在《西藏研究》1992年第一期发表《藏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关系》一文,谈到蒙古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丰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个自强不息、富于开拓精神的民族。早在10世纪就开始吸收藏族的先进文化。为了制备一代制度,学习和吸收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忽必烈曾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为译写、学习藏文经典和其他文学作品提供了方便,藏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关系     

藏族断代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尹伟先著《明代藏族史研究》

从国内外藏族史研究状况来看,唐宋元吐蕃史研究及清代藏族史研究已较为深入,相比之下,明代藏族史研究仍显得妹比较薄弱.目前,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的成果只有专题论文以及作为藏族通史、简史一部分的形式面世,没有一部系统的断代体的明代藏族史专著出版.     

蒙文《岭格萨尔》的翻译与藏文原本

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是人人皆知的伟大英雄史诗。它的创作,是藏族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也是蒙古族人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这部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地区的英雄史诗,它们之间有着血缘的关系。它是从藏族地区发源,远及到蒙古族地区。这一点,我们曾做过比较翔实的考定;蒙古族地区流传的命名为《岭格萨     

《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帝师寺--有关元代帝师寺与蒙古字学的一点佐证

<至顺镇江志>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俞希鲁,镇江人.该书记载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城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以及镇江蒙古字学的教学和管理情况.从其有校址、有师生、有课业、有知识传授的学校,可见当时八思巴创造的蒙古字学已推广到郡一级.这些都对藏族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

河南蒙古族是厄鲁特蒙古和项特部的一支,在明代就已皈依藏传佛教,清初移牧黄河河曲后.由于受到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影响,文化发生持续涵化,尤其是作为文化传承裁体的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丧失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发生断裂,同时经济和生计模式的相似性和跨族群宗教认同的建立和强化,使得河南蒙古族与周围藏族间社会一体性和同质性加强,族群认同也愈来愈与文化认同叠合式模糊.     

关于公元十——十三世纪安多藏族部落社会经济的考察

我国藏族居住地区极为辽阔,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习惯上分为三大藏区,藏文史书上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或朵甘思)又分为朵堆和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据《安多政教史》,安多之名则是采巴颜喀拉山东麓的阿庆风嘉雪山与多拉山两座山名的首字合并而称的。所谓安多藏区,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树以外之全部等藏族居住区,是我国藏族中极为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一部分。本文旨在探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到蒙古人统一西藏之前这一地区藏族部落有关社会经济的发展诸问题。曾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安多吐蕃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本文想通过事实的叙述回答这一问题。     

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

17世纪的蒙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青海佑宁寺,以高僧辈出、著作宏富而驰名蒙、藏、土等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佑宁寺在宗教方面的历史贡献前人已有著述,本文则试从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佑宁寺在密切蒙藏关系、清中央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所起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行探讨。     

阿升喇嘛考

阿升喇嘛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上首任札萨克达喇嘛(追认),他早年频繁往来于蒙藏地区间,对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功不可没,也为蒙、藏、满等民族间的相互联系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关该喇嘛历史事迹在蒙、藏、汉、满文书写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述及,不过,对其身份来历和历史事迹等的记载,不同文字文献又有所不同,故研究者们就该喇嘛相关问题的阐述还未达成共识,因此,极有必要对其历史事迹做系统考述。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家庭伦理的影响

在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过程中 ,佛教的伦理道德思想与蒙古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相结合 ,使自身适合于蒙古社会 ,适合于蒙古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 ,从而成为蒙古族民众能够接受的佛教伦理思想。本文对蒙古族传统的“孝亲”观与佛教的“孝道”思想、传统的家庭夫妻伦理与佛教提倡的家庭夫妻伦理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阿升喇嘛考

阿升喇嘛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上首任札萨克达喇嘛(追认),他早年频繁往来于蒙藏地区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功不可没,也为蒙、藏、满等民族间的相互联系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关该喇嘛历史事迹在蒙、藏、汉、满文书写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述及,不过,对其身份来历和历史事迹等的记载,不同文字文献又有所不同,故研究者们就该喇嘛相关问题的阐述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将运用相关文献对阿升喇嘛身份来历和主要的历史事迹做一系统考述.     

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

文章结合各种文献探讨了17～18世纪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情况,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蒙古社会中的持续发展和整饬,不仅维护了蒙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也有力地抵制了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政策,捍卫了民族独立,更为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中国奠定了基础。     

从东方到西方——一个布里亚特藏医世家的医学传播史

藏医学作为一重要的欧亚传统医学体系,其传统的传播区域不仅包括青藏高原和邻近的喜玛拉雅山地区,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到18世纪时在蒙古文化所影响地域藏医学也已经成为主流医学。19世纪5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贝加尔湖地区的一位布里亚特藏医白玛次成首次将藏医学带到了沙皇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并在上至沙皇宫廷,下至普通俄罗斯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家族成员后来又将藏医逐渐西向传播到波兰、瑞士等欧洲其它地区,甚至远及北美,演绎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医学传播史。本文通过对白玛家族百年藏医传播史的回顾,重现藏医学在近代如何传播到欧洲,并在新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过程。     

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中的部分杰出学者简介

文章参阅大量藏文典籍,通过分析和整理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之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较全面系统地概述了高僧中部分杰出之梵藏翻译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佛学理论家、藏医药大师和天文历算家的生平事迹,为系统研究藏传佛教宗教人物提供参考.     

《印藏蒙史略》及其史料价值探析

《印藏蒙史略》是一部19世纪二十年代初由顾实汗后裔劝请下撰述的著名藏文历史著作,内容涉及到印度、藏、汉、西夏、蒙古等地区的王臣世系和佛教传播史,而全书的叙述重点在于蒙藏关系史与顾实汗后裔王室传承史。作者依据一些稀有的青海蒙古史料,对研究黄河南蒙古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藏传佛教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传播与发展

Jonang is one of school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writings of the historians, Jo-nang is listed after Nyingma, Kadam, Skya, Kag-gu, and Gelug, or is even listed with the smaller lineages, such as chod, gcod-Yulh, and shalu. However, its “zhentong”( view of the emptiness of others) , as “an unique idea on the emptiness in Tibetan Buddhism”,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外来僧人对吐蕃佛教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

在古代,异地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常常把宗教作为一个重要载体来实现。佛教在西藏是一种外来宗教或外来文化,因此外来僧人在吐蕃佛教发展史乃至吐蕃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吐蕃时期佛教传播、佛经翻译、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文章着重探讨吐蕃统一政权时期外来僧人在佛教传播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