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及其启示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清王朝内部一部分开明派即“洋务派”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劣势,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挽救统治危机。洋务派的理论和实践遭到同一阵营的传统习惯势力“顽固派”的反对。两派围绕着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并具体地就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的增设、派遣留学生和修铁路等问题展开“论争”。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反映的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及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貌及发展的规律。     

政治合法性视域中的中国改革

本文试图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对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并运用合法性理论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合法性的获得、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的重塑三个阶段.文章最后通过对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相结合才是中国重塑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困境,清王朝统治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但是事与愿违,它并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末新政的失败是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错误性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启示我们改革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既合乎规律性,也合乎目的性,在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     

试论道光帝

道光朝清王朝进一步由盛转衰，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更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光帝既不昏庸也不英武，是一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守成之君。他实行过一些改革，对扭转清王朝的颓势不无微功；对外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禁烟，坚持抗战，但终于作出妥协，同意签订《南京条约》，战后不注意学习西方，使中国和西方差距进一步拉开。     

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影响着法治中国的实现.当下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社会层面的正当性与规范层面的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民间社会团体合法性危机,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要求,确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体立法体系.     

多元视域下中国官僚制合法性解析

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遵循了韦伯式的路径,其一元性特征导致官僚制陷入合法性危机。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具有多元特质,即存在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合法性,中央与地方官僚制的合法性,政治、经济与社会中的官僚制合法性,城乡二元制与官僚制合法性,区域发展差异下官僚制合法性等问题,这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公共需求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因此,须在充分考虑多样性社会公共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健全公民与官僚制机构平等对话机制、增强公共需求理解与公共服务个性化等方式进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以化解合法性危机。     

浅析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理性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也是运用当代法治理论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强调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只能是人民的普遍承认。阐述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及危机，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合法性在中国的适用等。     

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探析

课程改革是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它应是公共政策行为的一种,因而它同样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课程改革的合法性是教师、学生等利益者对其价值和行为的认同与服从.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对课程改革的顺利和有效的推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到课程改革的成败.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合法性,避免出现合法性危机,笔者认为要从合乎法律、有效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环境的一致等几个方面着手.     

桂萼的经世思想与政治实践

桂萼是嘉靖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大礼议”事件的影响,历史上对桂萼的评价与其事功并不相称。桂萼一生事功以“为学为政,为德为民”为核心,其思想精华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君德、吏治、民生、财政、科举、教育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对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民本等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可贵的是桂萼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积极的政治实践,对嘉靖朝革新及明后期改革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桂萼可以说是明中后期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试论晚清武昌舆地学会的舆图出版及其经营特点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成立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后改称武昌舆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学会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和印刷技术编制出版了七百余幅中外地图，在晚清地图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绘制出版的地图严谨、科学；用小比例尺绘制地图；地图表示和绘制方法新颖，并经过仔细审查修订；用新式烂铜版法印制地图，开铜版雕刻彩印出版小比例尺地图之先河。学会的经营特点是：集资招股编绘、印制地图不以投资为终极目的；购股者分次付清股票款项；以推广舆地学为务，厘清所筹股金的用途及作用，通过售书偿还股金和利息。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世派知识分子——以金安清的经济思想为例

在西方经济思想逐渐传入近代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经历着主动的现代化过程。对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考察有利于更全面的认知近代的经济思想大变迁。在没有外来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第一个阶段。作为一位晚清经世派知识分子,金安清的经济思想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对其经济思想的考察有利于形成对晚清社会经济思想的完整认识。     

论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投身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先驱者,在清末中日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保卫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研究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活动、思想有利于揭示近代日本介入中国教育改革的真正意图,也有利于分析清末中日教育交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论日本对中国清末地方自治的影响

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成了近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也是进步、民主思想潮流之一.地方自治改革,是清末社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清王朝"预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是在中国近代民主潮流高涨中出现的.其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戌戊以来中国民主思想潮流的涌动及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折射.而日本对清末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践,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     

汪楫使琉球及其著述论略

历史上的琉球是中国东海中的岛国,明清两代,中琉之间形成一种固定的封贡关系。清康熙年间,汪楫充册封琉球正使,率团册封琉球国王,为中琉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通过对汪楫使团册封琉球的史实加以考述及对汪楫撰写的使录著述的评析,可以了解清初中琉关系的概貌。     

浅析严复思想转变的原因

严复是晚清翻译西学的第一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但是这样一个有着进步思想家称誉的人,却在其后期,思想竟然出现了逆变,并由传播西学的功勋转变为捍卫传统的战士,其背后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因素,更有社会生活的影响。     

清末留学活动与辛亥政局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缘于“师夷之长技”之深化。留学问题的提出、有关制度的建立,回国后的任用都是清廷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社会重大变革。作为晚清社会政治近代化的构成,留学活动无疑对此期政局影响甚大。留学生群体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社会变数,也是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及怎样发生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