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地区下三叠统青龙组灰岩有效裂缝的厘定

在裂缝宏观、微观特征观察与描述的基础上，运用裂缝充填物碳氧同位素分析、阴极发光等手段，研究了苏南地区下三叠统青龙组灰岩裂缝的发育期次，厘定了有效裂缝的形成时间。认为，苏南地区青龙组发育6 期裂缝，其中第I 期为水平缝合线，形成于青龙组沉积初期；第II 期为构造裂缝，被方解石全充填，原油显示微弱，形成于印支—燕山早期；第III 期为构造张裂缝，被方解石充填未盈，原油显示丰富，形成于仪征运动早期；第IV 期为倾斜缝合线，形成于仪征运动中期；第V 期为构造裂缝，被方解石全充填，原油显示微弱或无显示，形成于三垛运动早期；第VI 期为构造裂缝，未被任何物质充填，形成于盐城运动期。仪征运动早期形成的张裂缝晶洞及溶洞发育，原油显示最为丰富，为有效裂缝；青龙组灰岩裂缝型储层预测应以仪征运动早期的构造应力场强度为重要参数。     

准噶尔盆地下侏罗统页岩气形成条件

准噶尔盆地是中国西部的大型含油气盆地之一,沉积了多套烃源岩层,其中,侏罗系是盆地最重要的气源岩, 蕴含巨大的页岩气资源。通过钻井、录井、露头、岩芯资料及样品分析结果,从泥页岩的展布及埋藏条件、有机地球化 学特征、储层条件和含气特征几方面,研究下侏罗统页岩气的形成条件并对页岩气有利的勘探层位和区带进行了预 测。准噶尔盆地下侏罗统泥页岩广泛发育,以盆地西北缘及南缘沉积厚度最大;埋藏深度1 000～9 000 m,整体上具有 自北向南逐渐增加趋势;泥页岩有机碳含量较高,有机质类型以III 和II2 为主,具有倾气特征,有机质演化处于未成 熟高成熟阶段。泥页岩储层具有孔隙度低、黏土含量高的特点,储集空间以微裂缝为主。实验测得下侏罗统泥页岩 平均吸附含气量为1.42 m3/t。泥页岩段气测显示活跃,通过现场解吸试验证实了泥页岩中有天然气赋存。综合对比研 究认为,准噶尔盆地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为页岩气最有利的勘探层位,达巴松中拐地区为页岩气勘探最有利目标区。     

大中型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驱动因素的分解及演变(2001—2020)

采用LMDI数值分解法对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营利润指标的研究表明,2001—2020年市场规模是驱动利润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经营效益因素,行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很小。分2006/2001年、2011/2006年、2016/2012年和2020/2016年四期看,市场规模效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正向作用后不断下降,在第4期表现为负向效应;经营效益因素在前2期表现为稳定的正向效应,在第3期转为负向效应后在第4期成为唯一的正向效应因素;行业结构因素在第1-3期和第4期分别表现为正向和负向效应,但作用较小。因此,促进工业企业主营利润持续高质增长应注重稳定和扩大市场需求,尤其是国内需求规模,促进工业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利润创造能力,加快推动行业结构向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结构转换。     

辽河东部凸起C—P 页岩气聚集地质条件

通过对辽河坳陷东部凸起已钻探井的录井、测井及岩芯资料的系统分析，结合目的层段样品的有机地化及实验测试结果分析，认为东部凸起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暗色泥岩单层厚度较大，空间分布广泛稳定，有机质类型以III型干酪根为主，丰度指标高（TOC>2.0%），热演化程度高（Ro=1.5%2.6%），具备形成页岩气藏的源岩条件；暗色泥岩有机碳含量高为吸附态页岩气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微裂缝的发育为游离态页岩气提供了良好储集空间；同时泥岩石英矿物含量高（平均SiO2>40%），岩性较脆易形成裂缝，符合工程压裂条件要求，部分已钻探井在石炭系—二叠系暗色泥岩段普遍存在气测全烃异常，预示东部凸起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具有较大的页岩气勘探潜力。     

巴西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群大油气田形成条件

基于板块构造演化与岩相古地理特征,确定了巴西东海岸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群经历了早白垩世巴雷姆期陆内裂谷、阿普特期陆间裂谷、阿尔比期以来的被动大陆边缘3 个原型阶段,分别充填了湖相及河流三角洲、过渡相碳酸盐岩与蒸发岩、海相碎屑岩为主的沉积体系。其中,陆内裂谷阶段湖相烃源岩为大油气田形成奠定了丰富的资源基础;陆间裂谷期碳酸盐岩及被动陆缘阶段海相浊积砂体形成两类优质储集层;陆间裂谷期蒸发岩及被动陆缘阶段海相页岩分别为碳酸盐岩及浊积砂体形成高效区域盖层。裂谷期湖相烃源岩始新世—中新世开始生排烃,油气首先沿裂谷期断层及砂砾岩体进入盐下储集层中,如果不发育盐窗,油气直接被盐岩高效封盖在下伏的以碳酸盐岩为主的地层中,形成盐下碳酸盐岩成藏组合;否则油气则会沿盐运动形成的断层运移至盐上被海相页岩“包裹”的浊积砂体之中富集,形成了“双保险”型大油气田成藏模式。搞清该盆地群大油气田的主控因素与成藏模式,不但深化了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油气富集规律,而且能为中国石油公司制定南美油气发展战略奠定地质基础。     

川东宣汉地区飞仙关组裂缝特征及成因研究

根据全直径岩芯、 薄片鉴定等资料, 对宣汉地区飞仙关组裂缝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利用常规测井资料对该区井剖面裂缝发育情况及纵向裂缝可能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 在此基础上结合川东地区地质特征,对研究区裂缝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飞仙关组中下段主要发育有垂直构造裂缝、 水平裂缝、斜交裂缝及成岩期形成的裂缝; 裂缝主要有构造裂缝与非构造裂缝两类, 构造裂缝成因主要包括与断层构造有关的裂缝、 与褶皱构造有关的裂缝及与弱变形构造区有关的裂缝, 力学成因主要有剪切裂缝、 扩张裂缝和拉张裂缝 3 种基本类型; 非构造裂缝主要成因可分为成岩裂缝、 溶蚀裂缝、 收缩裂缝、 表生裂缝。生产实践表明, 任何一种裂缝在碳酸盐岩储集层中均是重要的储集空间及渗流通道。     

论文化哲学的历史演进

文化哲学作为研究文化的哲学理论萌芽于古代社会,形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本主义的产生,标志着西方文化哲学的形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产生。二十世纪初以后,在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文化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哲学成为世界性的哲学倾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已经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四川盆地雷口坡组层序岩相古地理

针对四川盆地各矿区雷口坡组地层划分方案不统一，且受早印支运动的影响，雷口坡组顶部岩溶带地层垮塌破坏，造成地层内幕划分及岩相古地理恢复困难的难题，以层序地层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重新厘定了盆地内雷口坡组的地层划分方案，以四级层序为作图单元进行层序岩相古地理重建。高精度的层序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雷口坡期四川盆地处于局限–蒸发海环境，在川西北一带靠近松潘—甘孜海槽一带发育有台地边缘，台地内部颗粒滩和台地边缘颗粒滩构成了雷口坡组的勘探主体。岩相古地理的演化表明，雷口坡组沉积时期盆地底形发生了东倾向西倾“跷跷板”式的转换，在层序I 早期仍保持了早三叠世西高东低的地形格局，至层序III 沉积期东倾趋势消失，层序IVV 沉积时期盆地内隆凹格局略具雏形。伴随着构造挤压运动的加剧，从层序VI 开始盆地底形隆凹格局分异加剧，形成巨厚膏盐盆，膏盐盆沉积中心在层序VIX 沉积时期具有明显西移的趋势。     

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际传递与代际反哺

正向代际传递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代际反哺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理路。正向代际传递通过榜样学习、交流相通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影响子代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代际反哺是子代对亲代的反向影响,亲代通过对子代能动性感知、信息评估以及亲子关系目标赋能过程进行意义建构,形成逆向反哺助推。正向代际传递和代际反哺同样具有时期差异和效应差异,双向传递路径相辅相成、动态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代际传递双向路径。由此,进一步研究应基于共享文化符号,关注有效提升代际反哺效应的策略,确保自下而上精准化铸牢共同体认同感,并通过动态纵向追踪构建双向代际传递的良性回路。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文学

妇女文学深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当代妇女解放运动崛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第二性>和<女性的秘密>促其思想的形成.运动的展开取得很大成绩.妇女文学主题集中体现两性不平等.总之,妇女文学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妇女的作品将进一步丰富美国妇女文学.     

村干部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论

村干部是农村经济政治最底层最具体的管理者,其管理效率往往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大多数村干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问题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建立一套村干部业绩评估体系,并以此与村干部经济利益挂钩,将对村干部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村干部能力建设问题研究——以天津市西区为例

村干部身处农村基层一线,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最终贯彻者和执行者。在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村干部的素质高低、能力强弱,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繁荣稳定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天津市西区为例,发现农村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对村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农村稳定、转变领导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等方面有很多新要求,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完善选拔任用、教育培养、民主管理、考核监督和激励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力求构建起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规律的、切合村干部队伍实际的能力建设机制。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