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

我国土司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建立土司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从土司含义与土司类型出发,初步探讨了土司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主要内容、核心层面以及现代意识,并据此对土司学的重要研究时象--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土司学的创建,对我国土司、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以及微型社区的现代土司现象的多学科理论交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国外的土司现象与酋邦研究也具有参考作用.     

土司研究者的社会重任:构建“中国土司学”

构建“中国土司学”是全国土司研究者肩负的一项社会责任.在构建“中国土司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探讨其建设目标、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深入研究其学科特点与基本路径,而且要厘清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还要在专学构建走向理论化、学术研究注重实用化、概念表述达到精准化、学术视野实现中国化等方面下足功夫.构建“中国土司学”不仅是数百土司研究者百余年土司研究的梦想和中国土司研究从问题研究走向学科研究的历史起点,而且是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现实需求以及土司研究者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不仅存在诸多空白和盲区,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诸如土司制度具体内容、土司制度运行机制、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土司地区风俗习惯、土司制度史料整理、土司文化保护与利用、土司问题研究方法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对土司问题研究及“土司学”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再论土司学的对象与研究方法

土司学研究对象分土司及其本质、土司的分布、土司关系、土司制度与土司现象、土司文化及其整体、土司区的城乡网络格局等方面,就土司及其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领域中遇到的理论难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名实吻合是我国土司研究的基本准则,土司的本质是"世袭",土司分布主要是时空群事分布,土司关系是土司制度的细化,科学处理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田野的关系才能有效地捕捉传统土司文化的影子,最初的土司衙门是从土官居所中分建出来的等等观点。这中国土司学的"经世致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1960～199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演进轨迹

1960～1999年,中国土司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呈现了前为"浪谷"后为"波峰"的发展状态。此间,土司学的研究对象初步明确,研究主题逐步明朗,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凝集成了历史学本位的政治学和民族学核心层面,依托于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治的土司学,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体现了为民族自治政治服务的功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是土司学理论建设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取向相异,导致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长期无法统一,严重影响了土司学理论建设总体工作的推进。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该理念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由五大系统组成,而每一个系统均能与土司学的话语表达有着十分紧密的结合点,这为尚在建构中的土司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武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建构土司学话语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应成为新时期土司研究者的重点工作取向,只有在此背景下所建构的土司学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服务。     

多学科拓展土司学视野——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回顾与思考

2011年8月在湖南湘西召开的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土司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土司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永顺老司城土司遗址与土司历史文化"进行了重点关注,为老司城申遗注入了文化因子。此次会议提出了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形成土司研究的大视野。     

土司学面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取向

申报世界遗产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事物,中国在这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为土司遗产申遗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遗产申遗,最关键的是能从遗产本身发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在找寻突出的普遍价值过程中,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的盲点如＂土司＂一词语境不清等被呈现出来。正因为此,土司学有必要加快与国内外致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社会治理研究的各学科对接的进程,以广泛分布于此＂土司区＂为视点解决土司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以服务于土司遗产申遗以及当今的国家与社会。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本文在土司族属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明代土司的族属分布、群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做出了基本分析,揭示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以及多元性、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在明帝国辽阔版图内有26个少数民族存在着土司,而且形成四大土司集群,各民族土司内部存在数量不等的土司类型,不同类型之间不断发生转化.对土司的民族族系进行断代清理,可以强化土司学的跨民族文化研究的功能,有效地实现土司学和民族史学科的对接与转换.     

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领域

文章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取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民族史研究专门化的主张,认为土司文化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领域,民族史研究虽然摆脱了中原王朝史框架,但不能回避国家政治的历史,运用历史的政治人类学方法,民族史学可以在诸多领域实现与土司学的对接和转换.     

基于文化遗产理念的土司文化定义内涵界定及其评论

基于文化遗产理念的土司文化定义,实质上说,“土司制度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其认知基础,这是中国土司文化历史存在的史学学术根基,不容漠视;而中国土司文化所具世界遗产普世价值的阐释,正是我们现在探讨土司文化定义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以狭义土司制度文化为其历史文化的本体属性,同时纳入中国土司文化所具世界遗产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学阐释,应该是广义土司文化定义的价值取向。     

"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

西祁土司系明清时期西宁府二十一家土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通过对青海东部农业区的西祁土司的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剖析河湟文化走廊中土司家族的"王化"特征,进而探讨西祁土司族人在历次政权更迭中的国家认同与身份选择.     

湘西民族古籍中的土司世界

通过对湘西古代方志、族谱、文书、碑刻铭文、口传文献等民族古籍中的土司资料的发掘和系统梳理,反映了湘西土司的起源、承袭以及受朝廷封赏的情况,再现了湘西土司时期的统治与生产生活状况。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探析

因元明清等朝土司制度的规约,乌江流域历代土司因军事征调而组建土兵武装,装备刀剑炮铳等冷热兵器,兵器独特而具有强悍战力。乌江流域土兵通过血缘亲情、严明纪律、有序组织、严格训练等被加以管控,对元明清等朝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有较大影响。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现象包含维护国家统一、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开发、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变

“土司”一词究竟如何界定,学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将“土司”一词在明、清两朝的演变细细梳理一番,则“土司”一词在不同时期的所指亦有脉络可寻.嘉靖时期“土司”一词刚刚从“土官”一词中衍生出来,使用次数很少,是明朝以来民间对于兵部或吏部所管辖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首领约定俗成的泛称.万历至明末,“土司”一词开始普及,其所指与嘉靖年间大体相当,但也有个别例外.清朝以来,“土司”一词普遍泛化,往往与“土官”一词混用.无论是文职土官,还是武职土官,亦或藏族、维吾尔族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土司”.由此导致在《大清会典》中,吏部既管辖文职土官,也管辖文职土司;同样兵部既管辖武职土官,也管辖武职土司.清代“土官”、“土司”两词虽可混用,但吏部与兵部的管辖职责却是清晰的.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