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的内在理路——以“仁”内涵的演变为主线

＂仁＂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而随着＂仁＂思想内涵的变化,儒学＂外王＂的基本途径＂致君行道＂也逐渐向＂觉民行道＂转变。泰州学派承接阳明心学,是＂觉民行道＂的主要践履者,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以儒家＂仁＂学思想的演变为主线,可以考察儒学＂致君行道＂向＂党民行道＂这一转变的内在理路。     

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明代儒学弘扬路线由“上行”转为“下化”的情况下，阳明学者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学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从执一统众到理一分殊——试论魏晋到赵宋政治哲学的一个变化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与其说是一种形上学形态,毋宁说是政治哲学;而玄学到理学转变,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变。玄学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执一统众"来概括,理学则以"理一分殊"为基础。以往对于玄学和理学各自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二者转变的逻辑则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理一分殊"在其多方面的内涵及其相关的人性论上回答了王弼、郭象等人的难题,尽管王、郭未必会同意这种回答。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浅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皇权制度,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军事保障,也为宋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行政缺乏效率,军队缺乏战斗力,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最终使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一般哲学指导、基本理论体系以及主要规范和方法的整体性变革。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社会哲学范式”和“人学范式”各有利弊,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换应该是一种辩证的转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出发,实现由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向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同时并重的转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出发,实现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出发,实现由政治目的向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目的的转变。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论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政治”主题

＂家国＂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还是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家国意识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对于国家政治主题的关怀一直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它不仅表现于家庭内部事件的寓指中,在家庭外围的各种社会活动里,对于政治的直观叙写、暴露与批判亦是此类小说作家们明显而刻意的追求。作家们在＂政治＂场景的细写和解剖当中,将他们心底的末世声音传递了出来,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风雨的敏感体验和反映。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