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证研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办理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有其特殊的程序功能,检察机关应当在依法的前提下"大胆推进"而不是"谨慎适用"该措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应当从立法和实践层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加以改革完善,使其成为"反腐利器"。     

刍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新刑诉法针对三类犯罪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如何理性对待该制度并在实践中规范实施是重要议题。目前,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合宪性等瑕疵,公平性隐患犹存且救济不足。在实施层面也潜伏危机,滥用风险高,易转为变相羁押。当前,亟需对该制度完善立法,规范实施,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居所”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或批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使得办案机关对于居所的要求、场所的选定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本文针对当前办案机关对居所问题认识分歧较大的现状,深入探索依法指定居所应当厘清的有关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证分析——以T市检察机关为例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T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仅对6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调查表明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异化为羁押措施、侦查保障措施,指定监视居住替代逮捕的功能未能实现。完善指定监视居住适用问题的措施包括：规范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内的人身自由,强化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内外监督等方面。     

监视居住制度问题研究

自监视居住制度规定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始,对其理解与适用的争议就未停止过。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监视居住的属性与适用条件、执行场所与方式、人权保障、措施变更以及刑期折抵方面。本文拟从上述争点入手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厘清该制度在适用中产生的问题与争议。     

关于监视居住的几个问题

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在本次刑诉法修改过程中引起了较大争议，本文就本次修改监视居住法律定位、适用范围等问题和指定监视居住修改的重大意义做些解读，以期能够为准确把握刑诉法修正案关于调整监视居住措施的立法精神。     

商业贿赂犯罪侦查若干问题研究

分析了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从法理上指陈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存在的相关缺陷,进而提出完善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侦查举措:(1)建立统一的商业贿赂犯罪侦查机构;(2)建立商业贿赂案件侦查举报人证人保护制度;(3)明确规定商业贿赂案件侦查的初查程序;(4)赋予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侦查措施。     

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

当前,贿赂犯罪在整个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尤以窝串案的影响最为恶劣和深远。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贿赂犯罪窝串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态势,对当前侦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技术侦查条文的增加,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充分肯定。为了有力打击新形势下的贿赂犯罪窝串案,恪守犯罪惩治与人权保障平衡的主线,又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增强技术侦查的可控性,使其得以正当而有效地运用。     

有关商业贿赂犯罪问题之我见

治理商业贿赂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国际社会对打击和遏制商业贿赂行为已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法律体系。因而,对于商业贿赂的界定是理论上需迫切厘清的问题之一。     

借鉴与调适:贿赂犯罪调查模式宪法化探索

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贿赂犯罪侦查模式的基本特征、表象及其失范困境,对推进国家监察改革语境下贿赂犯罪调查从立法到实践有重要的意义及价值。我国贿赂犯罪侦查主要表现为侦查主体独立性缺失与启动侦查随意性扩张;侦查手段独立性不足与创新性缺失;被调查对象防御权受限与人权保障缺位;"口供中心主义"的依赖与侦查逻辑积重难返。在未来的监察立法及《监察法》修订和完善中,藉由现行宪法基本价值为承载,借鉴贿赂犯罪侦查模式中的合理内核,探索宪法化的监察机制调适,为调查活动有序展开、高效实施提供指引。     

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受贿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 ,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受贿罪共同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无论在犯罪主体上、共同行为上、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上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均有其特点。本文着重探讨了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诸如国家工作人员教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 ,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之机直接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以及共同受贿人受贿数额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问题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受贿罪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受贿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渎职犯罪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案例 ,还存在着罪与非罪认定上的难点 ,特别是对贿赂范围的界定 ,翰旋受贿中纵向和横向制约的关系。对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认定等问题 ,确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此 ,本文拟探讨上述相关问题 ,以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价值分析——以司法机关办案数据为基础

《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的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易发多发、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压力增大、行贿犯罪未能得到应有惩治的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立法创新,该制度有助于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办案效率,促进贪污受贿犯罪人认罪悔罪,纠正贿赂犯罪惩治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未能体现体系性、系统性的思维。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取消贪污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将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推广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类、受贿类犯罪,并在行贿类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设置大致对等的适用条件。     

基于委托代理的会计控制问题探讨

会计控制本质上所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从委托代理角度分析了广义会计控制,认为企业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与财务控制(包括国有资产监管),都可以归结为会计管理问题.基于这种委托代理的三层次会计控制体系具有自身特定的内涵.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是因商业贿赂行为触犯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构成的犯罪,是一类犯罪行为的概括称谓,本身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商业贿赂犯罪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破坏公平竞争、平等有序的市场行为准则.商业贿赂犯罪与贿赂犯罪在外延、主体范围及犯罪目的等方面均有不同.准确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范围,厘清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特征和"贿赂"的内容,是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关键.     

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刑法》中的单位行贿罪研究

单位行为是单位在其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包括非国有单位。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客体存在差异。应该根据犯罪对象的性质来区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应该比照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不同等级的量刑幅度。《刑法》不应该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优惠政策。     

商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研究

商业受贿罪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中,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认定商业受贿罪的成立,必须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贿赂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