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政治仪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由各种权力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的构建或颠覆,都产生着巨大而隐蔽的影响.在各种政治仪式之权力策略的施行中,象征既是被激烈争夺的权威性资源,也是塑造和呈现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重要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作用范畴、深化了政治仪式的影响程度,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政治仪式的内涵和属性,通过对象征之多义性的控制,使整个政治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网络.     

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

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争夺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精神上的联系使大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政治象征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和精神需要。从权力的角度,透过其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政治象征的实质是政治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实践,其研究向度是政治权力本身。权力精英们通过政治象征的运用塑造了政治领袖、掌握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操纵着各类政治仪式。通过意义的阐述和价值的构建,实现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核心目的。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     

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声音符号是政治仪式中的常见元素,与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之间存在密切的映射关系。在政治仪式中,声音符号的力量被编码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形态,其象征意义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经过解码后被转换为政治权力。在不断重复的从象征权力到政治权力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声音符号通过替换、消除、依附和"独奏"等各种方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并最终服务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的象征符号.城墙主要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城市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身基本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之,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利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转化.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公共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节点.     

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以浙江台州椒江的地方性知识为例

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地方性知识表明,中共"常任制"改革现存三种困境: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弱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这是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把"主权"等政治哲学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中,有助于破解改革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从"人民主权"衍生出"党员主权",从"国家主权"衍生出"政党主权",探求推进"常任制"改革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建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之间结构性互动的法理框架.中共党代表大会是代议制的民主形态,实行"常任制"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党员主权"地位与"政党主权"地位的民主政治目标.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