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慈善的发展及其运作机制研究--以福建东南沿海金村为例

近些年来福建沿海农村民间慈善发展较快,民间慈善组织以血缘、地缘、姻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其制度化运作趋势日益明显。民间慈善组织以敬老、教育、助困为主要慈善内容,以个人捐赠和资金转移方式来获取原始资金,并通过保本取息、投本增收、追加捐款的渠道使资本增值。民间慈善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人情机制、攀比机制、效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四个机制相互联系,既涉及发展的内驱力,也包含发展的策略方式。     

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

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入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乡土社会“中心个人”的文化生产与当代转型--以河南省路村调查为例

从差序格局入手,讨论并澄清“中心个人”的概念与内涵;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例,阐释了成功“中心个人”所需具备的文化特质：会做人、公平公正、为集体利益考虑。这三个特质形成递进结构,一起建构了“中心个人”的文化生产。在后集体时代的当下,文化生产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平公正与为集体利益考虑日益为个人利益合理化所替代,“中心个人”呈现出痞子型人物的趋势;借助克里斯玛权威概念,分析了“中心个人”具有的草根权威特征,进而深化对乡土社会地方政治的理解。     

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与结果——以浙江省H村的一次选举事件为例

H村村民为Y某争取选民资格的选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案例.此案例呈现出的行动轨迹是:危机引发民众创新期待--精英引导与动员--精英主导的村民集体参与行动--实现行动目的.这其中也相应地蕴涵着危机促动的行动发生逻辑、精英主导集体参与的行动运作逻辑、理性参与的策略选择逻辑.H村农民集体行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直接目标,而且促进了村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诱致了制度创新.本案例表明:底层社会行动在社会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具有积极意义,理性化的集体行动是取得制度创新结果的关键.     

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与决策实施机制——以“日本屋”项目为例

“日本屋（JAPAN HOUSE）”是2017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下社会网络的新特点与作用--以广州南沙区D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现有的城乡流动的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是把流动人口当作个体,及强调他们劳动的角色。然而近十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个体流动的需求扩展到完整的家庭生活需求,也扩展到他们所在社区。考虑到家庭流动的趋势,本文介绍了社交网络的新形式城乡社区,通过描述一个案例从广州血缘网络和地缘社会网络增加移民社区。然后分析影响社交网络的新形式的因素,包括家庭和生育的需要,和性别视角。最后,本文说明了新的社交网络的重要性,能满足家庭流动人口的倾向的生育和定居城市的需求,改善移民社区的整合。     

改革后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的变化--以浙江省C市T镇T村为例

经济体制改革前 ,中国农村工业化对农村政治精英的构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济因素在政治精英构成中的作用趋强。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农村政治精英一部分的妇女政治精英的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却很少受到关注。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 ,运用访谈和个案分析的方法 ,着重论述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在农村政治精英转变的问题上 ,性别差异依旧显著。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 ,农村妇女政治精英仍旧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N村的实证分析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目标和适应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为由收入本位向家庭本位、由回归乡土向扎根城市、由追求幸福向身份诉求的转变,这种差异源自于宏观制度结构、家庭生命周期、文化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折射出不同代际农民工对于物质生活和主体价值的差异诉求,对于国家制定更加合理的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营企业国际化组织结构应变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经济全球化使每个企业都可能成为国际化市场体系的成员,国际化的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必须根据客观经营环境的变化,建立企业组织结构的应变机制,随时调整企业战略,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竞争优势,降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必须体现出动态机制,要具备适应性和灵活性,还要考虑价值链对企业组织结构机制的作用。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视阈中的女村官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广西村“两委”女干部的调查数据分析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女性的积极参与。基于女村官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广西779位村“两委”女干部的数据分析,探讨如何加大女村官队伍培养力度,提高村“两委”女干部综合素质,进而为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论1949-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的意义和启示

1949-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新时期党关于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思想的理论先导.通过对1949-1956年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的全面研究,可以得到很多深刻的启示(1)利用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2)在为私营经济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应加强管理;(3)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竞争应该是一种有利于各自发展的良性竞争.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博物馆在当地的修建成为可能,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