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慈善立法中的民间参与——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为中心的考察

1927年4月成立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是民国后期上海慈善事业最具广泛影响的社团组织.作为上海慈善界的利益代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对于民国政府的慈善立法活动相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央与地方的慈善立法.本文以《监督慈善团体法》及其施行细则、《上海市慈善团体财产整理章程》等两个有代表性的慈善法律法规为个案,探讨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参与慈善立法的方式及其发挥的作用,并借以透视慈善界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电子善务驱动下慈善组织转型升级路径选择--以宁波市为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信任危机背景下,慈善业务持续地转型升级是慈善组织得以生存的重要武器。电子善务作为转型升级驱动力,有利于加快或驱使慈善组织内外部业务的优化和调整,改变以往慈善组织浓厚的政府行为,打破传统慈善业务的路径依赖,探索出适合当前慈善组织发展的新路径,持续提升慈善组织的运作绩效。本文以浙江宁波为例,分析当前慈善组织转型升级的原因、基础和困难,重点提出宁波慈善组织转型升级的运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并从慈善参与者角度设计慈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慈善文化之微博传播——以新浪微博为例

正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撑和动力。自2011年以来,慈善文化在微博平台上得以广泛传播,启蒙了公众的慈善意识,并成功培育了众多微博慈善项目,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爱心衣橱、顺风车、暖流计划等。尽管当下有不少人质疑微博活跃度下降,认为微信将很快取代微博。但事实上,微博公共、开放以及核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其媒体属性较之微信更加鲜明。微信由于其圈内好友的私密分享和传播的相对封闭性,在重要议题的扩散性传播方面明显不如微博。微博作为公共信息传播平台及舆论阵地的核心地位并未改变。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全民慈善意识还需启蒙,现代慈善理念、技术、方法等均需要普及,而微博仍是目前慈善     

支柱产业吸引民间资金的机制研究

建立和完善支柱产业吸引民间资金的机制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行为效率、要素价值、木桶理论与均衡理论等。支柱产业吸引民间资金的现行机制是良性的,但也有一定的缺陷。应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支柱产业吸引民间资金的机制。     

精神文明学“民间研究开发“机制的衍生与发展初探

精神文明学的创立过程,同时是一种民间研究开发机制的衍生和创新过程.这种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是精神生产过程中"市场选择"、"政府选择"、"民间学术团队选择"三方互动的结果,今天历史将再次给它带来新的机遇.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以山西田村调查为例

民间借贷行为在农村一直普遍存在,山西田村作为经济欠发达与社会低度分化地区的代表,其民间借贷行为除了发生在强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以第三方主体为中间人的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也占据一定地位。不同于市场经济下陌生人间的理性行为,弱关系的民间借贷行为遵循着互惠与道义的运行逻辑,而互惠与道义的实现依托于村庄公共信用体系。村民间互助即仪式性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互助奠定了村庄公共信用体系的社会基础。     

中国民间社团合法性获得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C社团为例

通过对广州市残疾人社团——C社团的分析,可以看到,民间社团发展的最大困难不是资源(资金与人力)的缺乏,而是行政合法性的缺失进而导致难以获得法律合法性(在民政局登记注册,获得独立法人资格)。政府对行政资源的控制是影响民间社团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最大约束,同时,这种约束在19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化。     

旅游对文化传承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黔东南州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的发展对地域文化传承具有较大的影响。论文采用系统论方法,以贵州黔东南州西江苗寨为例,进行系统讨论旅游影响下的文化传承及其机制。论文认为,旅游地的文化传承在是旅游流系统、旅游制度系统与旅游地文化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进行的。西江苗寨作为贵州发展迅速的旅游地,在旅游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传承方式,构建了西江多层次立体型的文化传承框架,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文化传承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理论创新机制调查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在专项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理论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加强理论创新工作,尤其是理论创新机制建设作了思考,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以K省为例

父母等主要监护人的迁移使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面临多维风险,其中意外伤害风险就是一项严重威胁到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的重大风险.课题组选择K省的9个县、市、区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种类主要为溺水、交通事故、坠跌伤害、烧伤烫伤和意外中毒.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风险的产生主要受8个因素的影响:警示措施、安全教育、应急手段、社区监管、学校教育、家庭监管、国家保护和儿童自身认知.本文通过研究提出建立和完善农村留守儿童"1个体系、3项保障、5级模式"的意外伤害风险防范机制,即建立大数据科学干预体系,完善法律、资金、人才三项政策保障,建立家庭、学校、社区、社会、政府五级联动干预模式.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博物馆在当地的修建成为可能,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     

试析自然地理环境对民俗事象的影响——以乾隆时期宜川县为例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众多民俗事象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宜川民俗事象为例,其起源、发展、演变受其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区域气候、区域水文、区域地貌、区域土壤、区域植被、区域动物等要素的综合影响,形成了其特有的民俗事象.     

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

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入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差异看“崇武尚侠”的社会心理

在《红楼梦》诸多仿作中 ,《儿女英雄传》颇为独特。它无论在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还是寄托理想等创新尝试方面 ,都打上了《红楼梦》的烙印。然而 ,这部仿作与原著相比 ,仍存在很多差异 ,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作者文康因“有憾于《红楼》” ,遂使“英雄儿女之概 ,备于一身” ,塑造了何玉凤式侠义兼柔情的英雄。对于这种描写 ,前人从不同角度曾做过批评。《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与“崇武尚侠”的汉民族文化心理有关 ,而不能仅仅归结为时世或所谓“民族劣根性”。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投资结构对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相关的历史数据,全面分析江苏省内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评估江苏省的地区差距问题。主要从资金来源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剖析投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浅议中国京族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与传承

京族"哈节"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地政府作为亮点来发展旅游业。但是,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提升,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京族独有的民俗文化传统,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旅游开发的刘三姐山歌品牌与“风情柳州”的构建

以柳州为代表的桂中地区是整个北部湾经济区旅游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风情柳州”应以打造柳州山歌这一刘三姐民俗文化品牌为核心,融入桂中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构建百里柳江为中心的城区旅游集群,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结盟对国家崛起、发展的影响--以日本为例的历史分析

结盟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它对塑造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一定作用,但也可能给参与国带来危险,它可能为崛起国家所用,也可能为防范其崛起的国家所用。因此,崛起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同盟前要慎重衡量其目的及利弊得失。结盟对日本国家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也对其崛起、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结盟对于日本的崛起以及崛起的东亚存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