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居住空间分异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考察

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异将对其城市劳动供给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使用熵均衡匹配、因果中介分析等方法,评估居住空间分异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工资率比对照组高10.24%;混合居住结构并未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工资率。机制检验证实,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更易融入城市生活关系和工作环境,同群效应刺激其形成积极的劳动行为偏好。此外,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对新生代和自雇农民工工资率的促增效应明显大于第一代和受雇农民工;居住在市区老旧社区和城中村、市郊社区对新生代和自雇农民工工资率的抑制效应相对突出。     

"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民工荒”即民工短缺,而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但近几年,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民工短缺现象。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工资的廉价和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二是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三是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四是结构性缺工,尤其是严重缺少技工。“民工荒”客观上使企业招工犯难,但却对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技工的增加乃至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巩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一个健康因素。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 general survey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的CHIP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探究了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企业通过支付“低于农民工实际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工资”从而变相地将培训成本转嫁给农民工,并且培训本身带来的收益也更多地被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拿走了.农民工从“企业内部培训”中“实际”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们“应该”获得的收益.另外,政府应做的是“出钱买培训”而不是“出钱搞培训”.     

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分析(英文)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问题探讨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不断受到社会的关注,建筑行业是吸纳农民工的重要领域,本文结合工作实际,首先分析了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问题、培训不足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有所帮助。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三个地区的调查研究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农民工在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子女教育情况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城关区的农民工在从业、工资、遭遇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而西固区和七里河区存在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三区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长期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加班补贴的待遇。我们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在开发建设城市的同时,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拖欠农民工工资,忽视农民工健康生活状况等等问题相当严重。在建筑企业中,这些问题就更为突出,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解决。如,加强健康的制度化法制化管理、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劳动市场、建立农民工档案、成立农民工会等。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

目前,1.25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退回农村,他们长期的“城乡漂移”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农民工阶层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农民工问题时代变迁的主要特征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出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可行路径与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日渐增多,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社会建设水平,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改善民生和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中的农民工还存在居无定所、就医困难、子女入学难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与农民工对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改革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已经刻不容缓.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分化与相关社会公助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分化,从单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转为了双向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城市打工还是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诸多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农民工本身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有效扶助的社会公助.根据农民工群体分化的不同层次,在其自助基础上,实施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助,既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可以降低中国城市化的成本,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根本保证,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重大意义.     

国家农民工政策调整与城市和谐

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使我国一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以至构建和谐城市面临新的问题.国家农民工政策调整对解决农民工生存与发展问题、对促进城市和谐起到很大作用,但由于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与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政策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其权益保障缺失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因素.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契机,实现农民工最基本的待遇,构建覆盖全民的待遇体制,这是目前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     

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正式制度的解释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这种边缘化现象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制约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自身先进政治文化的滞后与短缺,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抗拒,表现为中国城乡发展的特殊逻辑下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模糊.基于此,必须推进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强化城市政府的城乡统筹发展意识;创新培训教育与宣传方式,培育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

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对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随迁人口和家庭矛盾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而非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     

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理论判断与宪政价值

对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健全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前提与认识论基础.对农民工权利保障作出恰当的理论判断,首先要对农民工权利及其保障给予充分的认识;要确定重点保护的农民工权利的边界,让农民工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选举等诸多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还要结合农民工问题的特质,为制度建设准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任何群体的权利及其保障都体现着宪政价值,都是宪政价值在权利范畴中的展开.从理论上厘清农民工权利及其保障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宪政制度.当下要构建的农民工权利保障体系应该体现人权、平等、民主等宪政价值,使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不再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