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

本文对先秦和汉代“游侠”的实质作了考索．认为“游侠”是广结宾客、不顾个人利害地拯其困厄、并由此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力量的人．同时也探讨了从“游侠”演变为“武侠”的过程，认为“武侠”文学是唐代开始逐渐兴盛的，在这些作品里的“武侠”与“私剑”有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的侠文化是从写“游侠”的历史作品进到写“武侠”的文学作品，而在写“武侠”的文学作品中，又经历了一个汉代的“游侠”精神从保存到丧失，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发展和质的飞跃的过程．     

唐诗的任侠精神

侠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韩非在《五蠹》篇里首次提出“侠”的名称,所谓“侠以武犯禁”、“国平养儒侠”等,有时或称之为“带剑者”、“游侠私剑之属”。韩非之后,在《史记》和《汉书》里,又出现了诸如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伉侠等名目。侠和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特殊的关系,从秦汉的史传散文到清代的侠义小说,它不时扮演着各种角色。到唐代为止,在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诗文作品中,对侠及其节概风义曾有过两次最引人瞩目的礼赞:一次是西汉司马迁写的《游侠列传》,他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第一次把“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列入史册,并对“侠客之义”加以热情的赞颂;另一次则是唐人在诗歌中对任侠精神的讴歌。达两次对侠的礼赞,恰好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汉唐两代,并非偶然。而唐代对游侠的赞颂,从规模到程度又更胜过汉代。探讨这种文学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诗的特色和魅力所在,以及考察唐诗的渊源和流变,都将是有益的。     

论侠客归顺清官叙事模式的产生与演变

从侠客内涵的演变入手,具体分析了游侠、私剑和侠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清代小说中常见的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这种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认为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模式始于<水浒传>或者唐传奇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     

论侠客归顺清官叙事模式的产生与演变

从侠客内涵的演变入手，具体分析了游侠、私剑和侠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清代小说中常见的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这种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认为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模式始于《水浒传》或者唐传奇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与特点

(一)“士”与“士大夫”“知识分子”一词,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知识阶层的存在却源远流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个知识阶层一般被称为“士”.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认为,“士”最初是武士,其身分相当于低级的贵族,它有统驭平民百姓的权利,也有保卫国家社稷的义务.商、周时代文献中提到的“士”或“庶士”,大体是指知书达理的贵族或执掌各种事务的中下层官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士”逐渐转化为     

论凤凰人《沈从文与湘西》系列之三──下篇 凤凰人的游侠精神

沈从文先生在《湘西·凤凰》一文中，描述凤凰女子时，重点在于其中极少数人“落洞”、“行巫”、“放蛊”所显出的神秘，以及其深处隐伏的那种残忍与美丽交织起来的诗。当谈凤凰男子时，吸引他注意的则是当地绝大多数人中那份耀眼的、雄强的游侠精神。由于沈先生用了“游侠者精神”来概括当地男子人格现象，并描绘了一位神采飞扬的游侠者田三怒为证，因而，不免会引出当今一些读者如下的误会。其一，提及游侠，对于好读侠客传奇的人来说，极易联想起那些身怀绝技，仅剑持械，东游酉荡，不知操何营生，却到处找岔子打群架的俊男倩女，妖道异…     

试论李白游侠崇拜现象

一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游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太史公自序》亦云:“游侠救人于厄,拯人不赡,仁者亦有足多者焉。”由于司马迁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也”,“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故他在《游侠列传》中所记的只是他的同时代人,即“汉兴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之徒”,在《刺客列传》中才记战国时代人物(其实,那些刺客也是     

论李白诗中的游侠崇拜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 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什么是真正的武士道思想

日本武士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于平安时代中期，在平安后期势力迅速壮大并取得政权。自镰仓时代至19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末期，武士政权在日本历史上持续了近700年。贯穿武士社会的伦理思想即武士道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战国时代以前，武士道主要表现为“恩”的社会意识，战国时代表现为“生”与“死”的社会意识，江户时代则表现为“敬”与“诚”的社会意识。无论哪一阶段，武士道思想的极端性都是昭彰醒目的。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与雪莱《为诗辩护》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受到雪莱美学名著《为诗辩护》很大影响。郭沫若把雪莱强调的想象、感情情调结合起来,再加上雪莱所说的"诗的才能所含有的"本能性与直觉性"以及"武断地由想象产生的"语言,构成了他认为是诗的"本体"的几个因素。郭沫若的艺术社会职能观,在总体性的性质和特点上,同样受到雪莱明显而直接的影响。然而郭沫若也并没有以学院派的方式完整地接受雪莱的理论体系,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日本武士的生存土壤

武士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动因。庄园制的兴起奠定了武士产生的经济基础，武力争夺土地的斗争造就了武士以武为本的生存土壤；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为武士的产生和发展推波助澜，使武士的活动舞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中央集权常备兵制瓦解和军事力量虚弱化，军队无力履行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能，武士乘势蚕食其武力空间。武士适应武力争夺经济资源的需要而产生，以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武装斗争为生存土壤，以杀戮技能为生存资本，在征战杀伐中发展壮大。     

论民间法的内涵及存在依据

法学工作者对民间法的研究已有些时日,但对“何为民间法”学界仍然存有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梁治平的“知识传统说”、苏力的“本土资源说”和郑永流的“行为规则说”。民间法的存在与发展既有实践方面的依据,也有理论方面的依据。从实践来看：一方面,民间法在中国历史中曾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的社会转型中民间法得到了复苏。从理论来看,民间法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法社会学中都能找到相关的存在依据。     

《全宋诗》之释道潜、贺铸、释文珦、董嗣杲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释道潜、贺铸、释文珦、董嗣杲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目录学与学术史》读札

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将目录学与学术史密切地联系起来,更直观地反映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实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笔者在阅读此书时,往往产生一些情不自禁的联想,这些联想或是书中内容的延伸,或是对徐先生观点的补充,或是商榷,等等。这些札记有些是纯粹的学术史问题,有些则涉及目录学,这些皆是缘于此书而发。     

敦煌写本蒙书《孔子备问书》校正

《孔子备问书》是敦煌所出通俗类蒙书之一.根据写卷内容可知,这部蒙书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此蒙书后世不传,历代史志亦不见著录,因而更加显其珍贵.然研究者极少涉足,截至目前,唯有台湾的郑阿财先生校录过该文献.今通过复核各写卷,我们发现郑阿财先生的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通过复核P.2579、P.2581、P.2594、P.3756等写卷,对郑先生《孔子备问书》录文进行了十四则校正.     

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     

《当代中国的“显学”》评述

《当代中国的"显学"》一书系侯且岸先生多年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独立品格。该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重视对现实性比较强的问题的研究;二是重视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三是重视学术史和学术方法论的研究。当然,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在体例与编排方面也仍有可改进之处,然瑕不掩瑜。     

从英译《荷塘月色》看译者的翻译美学思想

以《荷塘月色》的英译文对原文中单个词语的翻译为例 ,阐释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翻译美学思想 :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历史文化 ;翻译作品可以多一点异国情调 ,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这一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 :只有精通原文的精神内涵 ,精通原语和译语的历史文化才能译出千古传诵的译文。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我国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已经作出了较多的讨论。其中,王锐生教授在《哲学研究》中2006年第二期上提出的"结合"视野有一些新意。但是,我们对王先生文中几个问题持有异议。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虽然是具体的理论问题,但是如果不辨清楚也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