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乡村精英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期间,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兴起,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各类合作组织发展极不平衡,入社条件要求过高,合作社的领导权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合作社制度不全、管理不善、账目混乱等问题.     

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

现代社会,社会动员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社会动员本质上是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思想发动充分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社会任务的活动。社会动员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核心是思想动员,重点在于通过组织引导,发动社会主体参与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动员作为思想发动群众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往往具有目的性、参与性、协同性、反复性等特点。     

转型期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发展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农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变化,给基层自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给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适应新变化、创新理念制度是转型期加强基层自治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坚持农村社会管理和完善基层自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转型期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及给我们的启示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执政达71年之久,在2000年的选举中为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所取代。一个执政党,其地位的稳固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而能否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取决于它动员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经验表明,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具备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能力,具备进行制度创新、较好地实施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试论建国初期毛泽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思想

社会保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除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外,还进行了包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社会建设。通过对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思想的内容、局限性及其历史作用的探讨,可以为今天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在"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建设依附在国家政权体系下,以政府为主体,依靠政治动员的力量,服务于政治目标。国家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与计划体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整个社会结构封闭、凝滞。这种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但其形成的一系列僵化体制对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产生了不良影响。     

互补性合作：村级党组织与农村新型组织的关系定位——以目标和偏好的策略为分析框架

运用Najam关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从目标和偏好的策略两个维度来分析当前我国村级党组织和农村新型组织的关系表明：二者具体目标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其目标是一种包含关系,农村新型组织的目标包含在村级党组织的目标之中;区别在于,村级党组织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虽然,二者偏好的策略有所不同：村级党组织偏好政治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农村新型组织只有经济手段,但没有根本冲突,各有优势。二者不属于冲突关系或吸纳关系。也不完全属于合作关系或互补关系,而是可界定为互补性合作关系。     

社会阶层视角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社会转型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过程中,利益冲突、矛盾凸显,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针对这种情况,如何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本文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以及负面影响,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进行探讨。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组织分化、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及价值观分化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形成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充分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整合社会,使得社会生活的权力、制度、组织、价值体系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转型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

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过程之中,转型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 的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了我国战略 机遇期的社会主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内容。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剖 析了中国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