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思想研究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家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地位。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主张设置宰相,建立学校,恢复方镇,以外在的形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黄宗羲的历史哲学

黄宗羲的历史哲学以《周易》的变通思想和历算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在论述历史发展时,强调变革的重要,对"变"与"不变"、"时"与"势"等重要历史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于"一治一乱"这一传统历史哲学问题,黄宗羲既怀疑它的可靠性,又没能走出这个圈子。在导致历史运动的诸因素中,黄宗羲强调人的"仁义之心"的力量,考察了人的主观动机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作用,明显带有阳明心学的印迹。黄宗羲提出一切历史变革的目的都是为了万民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极力批判君主专制,要求变革社会制度。     

中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人治思想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治主义者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重视人治,所以对于选拔人才和如何选拔人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尽管人治主义也有共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局限性,但是它关于重视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思想,仍有其足资借鉴的意义,本文对此作一些介绍和论述。     

发现真相抑或制造冤案:“五声听讼”质论

"五听"是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并一直沿用的证据调查制度,有与社会发展、法制水平及人类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性。但由于受到缺乏制度约束、职业的非专业化等因素的影响,"五听"制度突出表现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个性主义特征。在发挥洞察事实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极易堕落为一种直觉主义,以致成为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的相人术,为非理性主义的预断和臆测打开了方便之门,沦为刑讯泛滥和冤案横生的推手。     

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辨——兼论其公私观念

天理人欲之辨是黄宗羲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传统的公私观念,这一公私观念与现代公私观念截然不同。如果说黄宗羲的传统公私观念是对宇宙整体的思考的话,现代公私观念则只是对宇宙片面理解的产物。我们最终会发现,黄宗羲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诗学中“元气”的现实语境和理论内涵

宇宙天道层面的“元气”看似玄远,但在黄宗羲这里却有着切近的现实语境和思想理论内涵,具有易代之际的时代文化特征。黄宗羲在诗学中论述的“元气”,意在强调主体性情。黄宗羲诗学中的“元气”以主体的政治立场、道德意识、学术理念为归旨,其中具有阳刚之气的风雷之文与黄宗羲的处世策略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论唐甄的治国之方

唐甄所论及的治国之方有着丰富而具体的内涵.笔者认为,唐甄在论述其治国之方时体现出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力倡法治,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对构建的理想王国,却更重德治.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却和谐地统一在唐甄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王国的憧憬中.     

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

尼采的"上帝死了"指的是人要独立于世界,必须否定那个设定了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上帝;福柯 的"人死了"指的是随着语言回归自身,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于西方哲学中的"人"的概念将失去意义.在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上帝"和"人"都是人的发明,人借此确立了自身的特权地位;在解构了"上帝"和"人"之后,审美成为人生最重要、最本真的事情.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黄宗羲经世之学刍议

黄宗羲之学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经世实学。他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天理之学,其特征是理气合一、道事合一、知行合一、万物一体。而任何分离理与气、道德与事功、知和行之学皆是伪学、虚学。单纯的经世之学也是这种分离的产物,黄宗羲对之持明显的批判态度。     

古人语言崇拜的心理分析

人类在与自然的相处中,用＂语言＂这一特有的工具作用于人力难以征服的客体对象之上,并使其顺应主体的意志,显示出语言所具有的超越自然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因而在原始文化中就存在着人类对语言的崇拜。语言崇拜缘起神的属性、神的代码。因为远古初民无法解释人与自然的不同,无法解释自然的许多现象,分不清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经常把主观的心理活动当作客观事物的发展缘由,所以他们的思维带有泛化、混沌的特征,这时的语言符号也迥异于后来的理性化、逻辑化的语言,故而此时的语言成为人与神沟通的中介物。原始人类对语言的崇拜有其文化心理特征,他们给语言词句赋予了一种物质性的力量,是建构在情绪体验和运动知觉之上的,而且认为语言就是一种行为倾向,几乎具有与实在相等同的威力。所以,语言崇拜起因于人们相信语言具有一种超常的可以作用于人事活动的法力。直到现在,这种文化依然存在于人类的意识观念中。     

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的言说——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自然之“道”的契合与融通

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的自然之“道”均展示的是世界的本原和奥秘,老子“自然”之本体论涵义与奥特的“位格化”的世界观位之本意是完全契合的;面对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奥特、老子均采取了“非连续的具象性”的象征性方法,从而展开其不可言说的言说;奥特指出了人与上帝相遇的根本方法是“象征言说”,其实,老子同样如此。对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语言的诠释的方式,我们以前忽视的正是老子的语言的象征性。在奥特和老子看来,我们通过象征言说就可以与“上帝”或“道”相遇,就会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

黄宗羲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其思想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形成了他的王霸义利之辨和经史结合之学术倾向。一路探索下来,我们发现,尽管黄宗羲似乎带来了某种新的元素,他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反而是其继承者对他思想的误解和片面化,才演化成了他现今的"经世致用"者和近代启蒙者之形象。     

论黄宗羲的朴素民主思想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黄宗羲是一个具有伟大地位的杰出人物。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在于他作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派的最主要代表,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影响和启迪后者的朴素民主思想。文章试图主要从主权在民意识、政体监督意识、法治与民主意识、工商皆本意识四个方面来论述他的朴素民主思想。     

上帝是个黑女人——从《紫色》看艾丽丝·沃克的黑人妇女主义宗教观

并不是盲目地遵从或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艾丽丝.沃克,通过小说人物的成长历程,对基督教、对上帝作出了浓墨重彩的沃克式的图解和阐释,不但颠覆了传统基督教关于上帝是个白种男人的观念,也颠覆了黑男人面对黑女人时自我赋予的上帝地位,大声喊出:上帝就是我自己,上帝是个黑女人!这一特具解放意义的宗教观是《紫色》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