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整个人类文明建设，放眼全世界共同发展，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世界和平共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前，世界各地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进一步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划时代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和现实迫切性。因此，在应对包括重大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严峻挑战下，世界各国必须秉承互利共赢、开放创新、文明互鉴、公平正义、环境友好的理念，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浅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价值

面对全球新的挑战与威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迫切。世界各国只有站在命运与共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树立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战胜人类历史上百年未遇的大挑战,国际社会才能重新按下发展键。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入手,探究新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的新特点及构建的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其思想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等。从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鲜明的生态问题指向,包括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等。从价值追求层面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生态方面的价值目标,即在建设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要着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要遵循其生态逻辑,具体包括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发展共享性生态经济、实现协同性生态治理、共育和谐性生态文化、维护全球性生态正义、共担全球性生态责任。     

习近平核安全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性

习近平核安全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产生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都是为了寻求人类世界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前进道路。两者之间既互为手段,也互为目的,存在着相互作用、千丝万缕的紧密耦合性。本文从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主要内容三个层面分别对习近平核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进行了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分析了两者之间在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方式方法上的耦合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确证——基于马克思对赫斯共同体思想的扬弃

赫斯在马克思之前从行动哲学、伦理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视角建构起一种抽象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借助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扬弃人本主义,勾勒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美好蓝图,实现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实践转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扬弃抽象的伦理共同体,推动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转向。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饱含着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许和构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深厚的理论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这一智慧和价值的当代实践,成为共同体思想的现实确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精神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伦理精神的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顺应了这一要求,为解答世界之问提供了精神哲学之道,为人类创新性地治理全球性风险指引了科学进路,蕴含丰富的国际伦理精神。从哲学层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精神,主要体现为民生伦理、责任伦理、美德伦理、合作伦理、发展伦理的精神,回应了人类对幸福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了责任赤字,为构建人类责任共同体提供了践覆义务的精神之道;破解了信任赤字,为消解全球信任危机、弘扬信任美德提供了路径;破解了合作赤字,为推行正和博弈的治理范式提供了伦理范导;破解了发展赤字,为倡导公正性全球发展模式、实现美善发展的真实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