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复杂性条件下重新审视理性

理性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获得的一项伟大发现,特别是经历了启蒙运动后,工业社会走上理性建构的进程。在现代生活中,人的一切对他人造成影响的行为,人的一切集体行动,都被要求包含着理性。但是,理性的进化却走上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方向,以至于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衰落了,也引发了诸多消极后果。经验理性是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理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中,而且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中国经常使用的政策试点这样一种政策生成模式,就是对经验理性的应用。现在,人们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已经不再在人的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选择以及一切行动都应当重视经验理性的功能。     

在风险社会中看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叙事中，“合法性”概念出现的频率都是较高的，人们往往在极其普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了法的精神，合法性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是因为政治以及全部社会治理实践的法治化提出了合法性要求，才有了合法性概念。比较而言，“正当性”要比合法性的概念更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合理性也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但它主要是指形式合理性。风险社会中的行为、行动等也需要接受合理性评判，但要时时提防落入形式合理性的陷阱。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理性将不再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而是被经验理性所置换。同时，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将统一到“合道德性”之中。     

康德关于概念的重新界定

康德重新界定概念，既为解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关于概念根源理解差异的问题，也是“认识论倒转”的必然要求。重新界定概念就是把概念规定为理性能力(广义上)的纯粹形式。由于不同的理性能力层次具有不同的运用对象和领域，概念就相应地具有不同的运用及其先验内容。知性的纯粹形式是知性范畴，理性的纯粹形式是先验理念。知性范畴作为纯粹形式为经验知识提供了必然性、普遍性的条件，理念作为纯粹形式不仅是知识体系性构建的主观性原则，更表明人是自由存在者，它为人作为自由存在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及其纯粹地位特征——基于先验哲学视野的理性语言辨析

依据哲学的“先验理性论”,作为纯粹形式存在的理性语言首先应该保持自身的先验性地位,它作为理性语言的纯粹对象总是要与理性存在的纯粹形式保持同一,并成为获取一切普遍性语言原则的根据;其次,作为纯粹形式的理性语言又应具备自身的积极特性,并呈现出一切先验形式存在的积极特征,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地位转变源于其自身存在的实践特点,并通过理性存在的言语行为者的语言意志将其颁布的普遍性原则实现于语言经验的现实之中;第三,理性语言的纯粹地位转变并非意味其先验性与经验性的同一,它所强调的是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积极作用存在,它所凸现的是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理性存在的语言实践的必然要求,即人的“语言经验”必然地秉承着先验语言形式的规定.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理性悖论与语言的“失真”

与其说康德“悖论”的产生源自理性自身纯粹形式的表现困境或有限理性存在者在认知过程里的超验企及,不如说源自纯粹的先验语言形式在自然语言中的不可言说或自然语言对于超验对象的经验呈现,其结果自然地带来语言命题及其语言存在问题在先验性与经验性方面的混同;理性“悖论”既是理性存在的必然发生,又是语言经验过程的“失真”表现,自然语言的“尺度”不在自然的进程,而在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之内;辨明“悖论”的原因和形成就是辨明理性与知性、自然语言与先验语言形式的分野,确立清晰的具备不同特征的语言存在的统一。     

对哈耶克社会政治观的几点评价

F．V．哈耶克是当代西方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认为，社会进步建立在人们经验累积的基础之上。社会进步可作如下描述：人们在“自生自发”的社会活动中不断积累起自身的经验，同时也从他人行动中汲取有益经验。当人们在自发社会行动中增加了经验时，当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相互蕴涵而形成一更新经验时，社会进步终于发生了。所以，社会进步纯粹是自然的过程，而绝非人们事先设计的结果，任何企图设计或规划人们行动的做法，都是出于对设计者理性的过分依赖，从而都可以视为“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在当下的社会思潮中有两类表现，一是主张由组…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传统文化的结构与墨学的价值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结构是儒道互补.但儒道两家都是内圣之学,强调实践理性而忽视认知理性,因而发展不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墨家则突显出一种认知理性精神,显示出走向民主与科学的可能.墨学的“天志”观念所展现的宗教情怀可以为民主与科学提供超越的价值之源,墨学的“兼爱”、“尚贤”观念所体现的人格独立、平等意识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因,墨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可能作为科学发展的前提.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入墨学,使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应是重建中国文化所遵循的原则.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纯粹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体系”——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关系的一种解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本文根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若干提示,引入康德把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分为“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体系”两个步骤这个视角来考察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所谓黑格尔绝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阐释.     

从实用理性走向实践智慧

实用理性是在中国人应付环境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贯通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实用理性实质上就是经验理性。由于在全部经验中,历史经验所占的比重最大,因而实用理性也就是历史理性。与此同时,由于经验是通过教育而传递下去的,因而实用理性必定蕴含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实用理性的主要缺陷是:急功近利、眼界狭隘;甘居中游、甘随大流;经验狭隘、思想模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提出了"实践智慧"的概念,开辟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同的另一个哲学发展路向。实践智慧主要是指政治、伦理领域里的行动智慧,行为者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能够迅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并诉诸明智的行动。经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实质性推进,实践智慧逐渐上升为当代西方哲学中最受重视的哲学理论之一。我们认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把实用理性提升为实践智慧。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哲学理性的思辨与语言存在的揭示——试论理性语言学探究的先验路径

立足于哲学理性的思辨进程和语言存在问题的揭示,尝试先验语言学构建的思考,探寻语言存在的理性回归之路。哲学理性的思辨进程以理性存在为前提,并通过理性存在的本质展示人之"语言"的先天必然性;作为理性主体经验的语言过程总是表现为先验的纯粹语言形式在经验直观过程中的综合应用;凭借理性的纯粹思辨和先验形式存在,理性主体必然地要在经验的语言现象之上构建起语言存在原因的先验世界;在语言存在的问题上,理性思辨的目标不是经验过程的语言现象、语言条件和语法规律,而是其绝对的源泉、无条件者和纯粹形式存在。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道德实践需要信仰的精神支撑——康德道德信仰观对我们的启示

信仰是一种对终极价值的关切。康德从理性出发,把信仰建立在理性本身对超验的渴望与追求之上,并认为只有在实践理性领域才能达到。康德认为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性,道德是自给自足的。但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的道德现实又是非纯粹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在自身的纯粹性中不能实现,故必须超越道德的纯粹性而进入到道德的非纯粹状态,并尽力寻求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之间的某种统一。康德把纯粹道德导向道德信仰,是保证道德意志的最终目的——至善的实现。康德的道德信仰理论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对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都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通常以两种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第一种是技术性的，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第二种是教育性的，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对社会精神生活发生影响。科学知识的普及，能够陶冶、升华人类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融入社会，能推进人的行为方式的道德化；科学理性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成为社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科学基础。     

康德哲学中的“无条件者”与“诸条件的总体”

“诸条件的总体”和“无条件者”是理念基于纯粹理性的逻辑运用和实在运用的区分而呈现的不同意涵,前者是纯粹理性始于知性知识进行推论的必然结果,后者是纯粹理性自我设定的综合的最高原则。这两层意涵意味着纯粹理性跨越并连接了经验领域与理智领域。“诸条件的总体”在经验领域内既是理性构建知识总体的引导性原则,也是理解“先验幻相”何以产生的关键。“无条件者”,既是“诸条件的总体”何以成为引导性原则的绝对根基,同时也为第二批判中论证自由之实在性提供先验前提。     

科学公共空间中“理”的争夺与断裂——对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微博论争的反思

科学专业话语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难题。本文以方舟子与崔永元转基因论争的微博话语为例,探讨科学公共话语空间中围绕"理"展开的论争过程。研究发现: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体系,对话语主体的准入限制要求不同,说理的依据、逻辑与方式等亦存在差异;转基因论争背后存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争与冲突,这诸多因素使得科学传播陷入困境。从经验层面反思科学论争中的"理"的冲突与对话,将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公共空间中的多元理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