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时代意蕴与治理图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全球环境挑战的高度自觉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力探索,是对“生态文明何去何从”这一时代之问作出的中国解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从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和谐统一、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通互筑、一般逻辑与情境逻辑的双重交汇的三重维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作出系统性解读和整体性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由中国向度向世界视野的深入探索,是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有机统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应当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从而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治理图景。     

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文明内核与价值旨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不断探索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以继承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形态理论为基石,在实践中积极应对现代化发展困境。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文明底色、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文明要素、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文明优势、以人民为中心为文明立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文明目标的崭新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厚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底蕴,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多重超越,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全新路径选择,贡献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社会治理：演进历程、逻辑特性和经验价值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破旧立新、持续推进的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时代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又遵循了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体现出较强的逻辑特性。其取得的成就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主要包括：坚持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政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持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和持续推进的执政风格。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文化分析

本文通过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社会治理方式、文化特征和思想传统的非法治倾向，分析了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文化障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行、理性文化形成和社会成员更新对中国社会法治化的意义，对中国法治文化培育提出设想。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务员管理法治化

公务员管理究竟是依据国家法律,还是依据党内法规;党内法规是否在公务员管理方面具有国家法律的效力,这都是需要从理论上探讨与厘清的新问题。由此不得不令人思考在中国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完善和规范公务员管理制度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生成逻辑、鲜明特质与价值意蕴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经济现代化“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西方经济现代化不同的特质,主要表现于：一是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二是着眼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三是经济发展的并联式特征;四是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五是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提升经济发展的效能。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其实践经验丰富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了新文明的演化发展。系统理解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中华文明观：生成逻辑、核心内容、价值意蕴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围绕中华文明展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观。习近平中华文明观源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是在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文明观以及在参观访问、抗击疫情和对策探索的长期实践中生成的。其核心内容包括强调中华文明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明确中华文明的气质特质,分析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的成因以及指明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实践路径等。习近平的中华文明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实践以及世界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意蕴、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至关重要。从理论逻辑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信,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就现实逻辑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刻反思了三大文明古国消亡的历史教训,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局限,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也是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应有之义。只有科学而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内涵,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阶段和新高度。     

习近平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和实践进路

习近平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交汇之重要场域,系统阐述了法治在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重大作用。习近平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包括科学构成、鲜明特征和价值导向三个方面：在科学构成上,需要从主体维度、客体领域、科学含义、内在要求四个层面加以阐释;在鲜明特征上,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实践性与理论性、整体性与区域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价值导向上,致力于促进主体自由发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确保静态动态安全、全面落实人权保障。从实践进路上,应从优化立法制度供给、创新监管执法方式、强化司法文明建设、增强营商守法能力四个维度系统推进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民族事务法治化：民族自治地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行路径

在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改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要求民族事务管理者按照法律化的方法、手段、步骤与程序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民族事务的复杂性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迫切要求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目前,民族事务法治化所需要的完备法律体系和有效法律实施机制已经具备。今后,应当重点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政、依法规范经济开发、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依法处置突发事件与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工作。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思想、理论、现实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思想、理论和现实三重逻辑。在思想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在理论逻辑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前提,实现不断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表征,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精髓。在现实逻辑上,顺应时代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完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特质,助力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善,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路径：依法办网、上网、管网

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是时代所需,是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针对现实挑战及当下互联网治理存在的缺乏系统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网民的法治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现实问题,提出从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依法管网三个方面入手,切实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