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1]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给当前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事关民生的热点,提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本身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渴望在生活上得以全方位的改善,各种民生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集中体现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总和生育率的测算及分析

文章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了1994~200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探讨了影响该指标变化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生育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进程等。     

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介绍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鼓励生育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社会政策,归纳了这些社会政策传递出的政策制定理念.论文认为,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实践表明人口政策必须根据一国所处历史阶段的需要做出调整,但人口政策关注的不应当只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还需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当生育意愿较低时,即使有鼓励政策,生育水平的回升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和生育政策研究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和评论。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率转变影响机制的地区差异——来自90年代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0年各地区总和生育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特大城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各地区生育率的降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东部地区（包括特大城市）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的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而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明显。     

“大连市生育成本调查”结果分析

生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与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2006年,大连市人口计生委和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联合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受生育成本持续上升趋势的影响,尽管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二胎的人群不断增多,但大连的生育水平不会有显著提高。     

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个体生育态度探究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以及不同地区、城市出现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等情况,中国未来人口数量的变化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近年来,国家先后制定了“双独生二胎”、“单独生二胎”以及全面放开二胎等鼓励民众生育的相关政策;相关学者也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等视角对生育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本研究则是从符号互动论这一微观社会学视角出发,试图了解民众（主要集中在1970年至1995年出生的群体）生育态度是否会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尤其是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中,兄弟姊妹等手足人数、手足关系、父母对待子女公平与否和出生排行的影响;以及当前生活环境,如社会治安状况、经济发展前景和政治稳定性等方面的主观判断对生育态度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将结婚意愿、性别等因素纳入到影响个体生育态度的分析模型之中。研究结果发现,兄弟姊妹等手足越多者,未来越倾向要生孩子;手足间关系越好者,未来也越倾向于要生孩子;排行中间的比排行老大的生孩子意愿高;无论父母对自己和手足公平情况怎样,都不会影响其生育态度。此外在所有外在环境中,经济状况是影响人们生育态度的主要因素,有结婚意愿者更倾向于生育孩子,男性也显著比女性更倾向于生育孩子。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关于当前生育影响因素的思考

根据我国生育水平来分析影响当前我国生育的因素,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探讨生育影响因素的未来变动与趋势。影响生育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以及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的政治因素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变化等都有抑制生育率提高的作用。生育政策变动、社会保障、人口健康和安全有促进生育率变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