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疫情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正面社会舆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疫情治理中也面临着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机制体制、社会监督与反馈明显弱化、合作平台建设方式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而需要基于明确价值定位、优化制度环境、创新治理方式、积极借鉴经验等维度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以实现科学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阈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治理及其评估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高效而富有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的、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持续的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独立23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及其评价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行政管理体制日趋优化与高效；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了持续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环境冲突防范与协同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冲突防范及治理迎来新的变革与创新契机.创新环境污染防范及治理路径的核心在于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克服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碎片化、企业参与利益化和社会力量参与缺失带来的协同治理缺陷.构建环境污染冲突合作共治的网络结构和行动体系,创新政府网格化管理、企业规范化行为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组织协同、资源整合与网格化管理实现环境冲突防范及治理创新.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实践、 内在机理与优化方向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基于系统化的国家治理视角,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对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呈现聚焦脱贫攻坚、支援重心转向社会民生领域、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并从目标指引、价值导向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创新支援形式、完善考评体系、推进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举措及其成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执政党加快推进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重进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内部整合力、强化党员个体能力提升、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提高了党的本体能力;以党组织嵌入政府方式的调整优化为杠杆,不断推动党政关系的理性化,着力构建党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积极探索实现组织成员的多阶层吸纳,促进基层组织网络的扩展,强化了党组织与民众的"鱼水"和"血肉"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执政基础。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文件转发:中央与基层的政治联结和互动——基于对京山县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文件的考察与分析

文件是一种常见的国家治理工具和手段,在基层政治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价值和效能。文件转发作为文件制度链条上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文件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互动。由于受到政府职能、文件功能、制度空间和主体利益的导向,文件在“中央—县级—乡镇级—村级”的纵向行政层级上呈现出解读性转发、适应性转发和重制性转发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蕴含着民主治理的常规运行逻辑和基层投机的偶发行为逻辑。这一“文件治理链”的形成,是科层化政府及其权力等级体系的结果,也是国家制度化建设的表现。若要加强中央与基层的政治联结和良性互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要构建规范的文件治理体系、强化民主协商的制度设计,以此充分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增强治理效能。     

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

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论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

国家预算是预算国家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又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预算能够明确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建立责任政府;能够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府和社会运行效率;能够促进政府分工协作、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在预算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有必要实现预算民主和预算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