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端主义的概念分析

极端主义是以歪曲的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表现或者实施的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主张和行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和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反堕胎极端主义等,但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具有目的的政治性和反社会性、主张的异己否定性、手段的暴力型、本质的非宗教型的特征,它肇始于非法宗教活动,通过坚定恐怖主义信念、发展暴恐组织成员、传授暴恐犯罪非法、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等方式催生着恐怖主义。国家打击和遏制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以铲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因素探析

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因素是一个复合体,危害新疆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与传播,这是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的根源及本质,其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渠道包括借助媒体传播、假借宗教名义传播、借助校园开展渗透、以威副利诱方式传播等四种;其外显特征一是频繁制造暴恐案件并声称对事件负责以显示其现实存在,二是极力营造泛清真化氛围,三是在各重要节日、活动节点制造影响,四是歪曲社会治安事件,制造民族冲突,五是境内外勾连,利用国际舆论歪曲现实,六是制造暴恐活动不针对特定民族,七是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形式多样。对此,应正视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历史根源,建立打击宗教极端现象的法律支持体系,引导民众正确认识民族间的层次性差别,大力培养与时俱进的基层宗教人员。     

明确界定暴恐犯罪彰显中国法治化反恐决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范相关案件审理. 不同于一般的司法解释,此次出台的意见不仅对罪名把握和管辖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而且对如何“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作出明确界定.此间专家指出,在中国反恐法立法前,该意见将会被作为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的基本指引,这体现出依法治国理念在应对暴恐犯罪和宗教极端案件领域的延伸和贯彻.     

维吾尔族国家认同的内在要求和自身困境

新疆和中央政权两千年的关系史是维吾尔族国家认同的基础,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维吾尔族在民族心理和行政区域观上已形成了国家认同的内在需求。抵抗外敌入侵的历史事实和近期墨玉县、和田县万人搜捕暴恐分子的事例表明隶属中国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共识。与此同时,在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中亚极端宗教渗透衍生的宗教分离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构成了维吾尔族国家认同的自身困境。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

中国西部边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并为中央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应以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为主线,围绕反分裂、反暴恐、反极端宗教势力的相关问题,以及周边国家关系、可持续发展、民生保障等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多单位、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研究,逐步形成一批稳藏、安疆、治边、睦邻的智库和高质量成果,为中央相关决策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安徽省基层社区暴恐预防现状的实证研究

暴恐犯罪具有恐怖主义操控、情节恶劣、危害国家人民安全的特征.阐述了中国暴恐犯罪出现新特点,分析了基层暴恐预防体系存在的问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的前馈控制理论和“核心—边陲”理论针对基层暴恐预防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提出了基层暴恐预防的对策思考.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宗教团体社会化治理的理据与策略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与国家文化安全可谓息息相关。在当今"全球宗教复兴"和暴恐主义势力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新型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促使宗教团体的社会化治理,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当前和今后宗教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和重大任务。     

基于预警层面的反恐新模式研究

近几年频发的暴力恐怖事件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公安部要求以新疆为主战场,开展严打暴恐行动,多地反恐力量升级,我国为全面提高对暴恐事件的预警能力开启了全民反恐新模式.当前,需总结我国反恐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其诱发原因,进一步展开以高效有力打击暴恐活动为目标的基于预警层面的反恐新模式研究.     

长治久安视域下宗教事务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研究

完善相关法治是破解宗教管理、打击和遏制宗教极端难题的有效途径.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管理法治,是保障新疆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对保证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依法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治理是强化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保障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管理宗教事务,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坚持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创新的法治建设,积极健全国家法律与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及与地方维稳法规相互衔接配套的法治体系.     

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独立定罪的法理探析

近年来,自杀事件呈上升趋势。在我国,自杀一般不构成犯罪,但造成自杀的原因复杂,其中不乏教唆、帮助者的恶意行为。教唆、帮助自杀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因刑法无明确规定,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较为困难。学界、司法实务界倾向以故意杀人罪对该行为定罪处罚。但笔者认为,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与故意杀人具有实质的不同,故应独立规定为犯罪,并就此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构想,以抛砖引玉,期望对立法完善略有帮助。     

论网络“暴恐”之性质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暴恐"已经逐渐成为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方式之一。从犯罪学角度来看,网络"暴恐"本质上是一种恐怖主义犯罪,它是恐怖分子基于政治性目的而实施的具有暴力性或破坏性的行为。同时,网络"暴恐"也是一种网络犯罪,是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作为犯罪的工具或者是将网络系统作为攻击的对象所实施的暴力恐怖主义犯罪。从刑法学角度来看,网络"暴恐"构成我国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它是恐怖分子个人或恐怖组织出于一定的政治性目的,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犯罪。     

论新疆非法宗教活动产生的原因

非法宗教活动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疆非法宗教活动的产生既有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又有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煽动等国内因素的影响。正确分析非法宗教活动产生的原因,探讨其存在的根源,有助于制止和打击非法宗教活动,维护新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宗教世俗化与宗教参与养老

宗教世俗化是宗教适应社会的必然选择,宗教社会服务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宗教参与养老是转型社会时期宗教顺应社会责任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在养老领域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宗教世俗化脱下了宗教的神秘面纱,拉近了宗教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宗教参与养老的基础;另一方面,宗教参与养老的实践活动又在宗教社会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促进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维特根斯坦的宗教观:超越理性之对人生意义的行为选择

维特根斯坦的宗教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宗教需要激情信仰,不能也无需采用理性论证的方式来检验宗教教义的合理与否、宗教体验的真实与否。二是宗教活动包含三个层次:信奉、参与、言说。以信奉宗教为基础,具有一定"家族相似性"的信徒,自愿参与到宗教活动的"语言游戏"之中,成员互动、遵守规则,最终使用有意义的语言言说宗教。三是宗教作为一种"生活形式",能够给予人生意义,但既不神秘,也不是必须选择的途径。对于是否要拥有由宗教赋予意义的人生,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     

强迫妇女穿遮面服饰行为的刑事立法规制

遮面服饰是一种具有宗教极端思想色彩的宗教服饰。强迫妇女穿着遮面服饰不仅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且还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威胁社会稳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和寻衅滋事罪均不能对此种行为予以有效打击。立法机关应借鉴法国《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面服饰法案》的规定，修改刑事立法以有效打击此种行为。     

试论政治伊斯兰:中亚“伊扎布特”问题

伴随着解体后出现的思想真空,原苏联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开始复兴,“伊扎布特”乘势进入中亚。伊扎布特在中亚散布宗教极端思想,从事反政府和分裂活动,其危害在乌兹别克斯坦尤为严重。伊斯兰复兴、相对恶化的经济条件、权力分享族际的失衡、年轻男性失业人口的猛增等因素相结合,为伊扎布特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中亚国家需要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宗教政治化,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亚地区宗教现状的特点与启示

中亚各国宗教现状的特点是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发展迅速,外部势力插手中亚地区宗教事务严重,各种宗教在同一地区竞相发展,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由南向北节节加剧。中国应当增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与中亚各国发展睦邻合作关系,加快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青海省“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调查报告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树立宗教教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将宗教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对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我省依法治理工作将产生深远影响。     

宗教立法问题三论

宗教立法是对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实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宗教与各种社会关系.宗教立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现存合法宗教的种类、宗教活动、宗教法人、宗教方面的减免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