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如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主要是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所致,并与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有关。     

人口迁移、城市圈与房地产价格——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正兴起的城市圈建设趋势,基于1997~1999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的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珠三角城市圈内人口迁移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仅传统的收入、消费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可以显著地影响房地产价格水平,而且空间地理因素也可以对城市房地产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2015～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宏观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造成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人口迁出省份昔日东迁人口“逆势”回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导致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呈分散化及其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分析其影响因素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已显弱化;空间因素的作用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出现减小趋势;开放度等良好的市场化及人文社会环境已对迁移人口选择目的地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各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省际差异。     

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分别实证考察了人口迁移和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省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各地区间人口迁移相对平稳,而人口流动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且空间流向极不均衡;(2)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3)户籍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起到了人才沙漏的作用;(4)对于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人口输出大省,伴随人口迁出而引起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出来,人口流出虽然基本出现一个正面影响,但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明显。     

教育发展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在影响迁移的因素当中教育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确实发挥显著的作用。从全国总体来看,教育对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城市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也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然而,县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均呈现正向作用关系。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层级递进式的迁移情况。这种层级递进的模式实质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

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为基础,就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选择性、区域性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和家庭因素的驱动;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地理空间特点,空间距离虽然与人口迁移流动有一定的关联,但在选择空间距离的测量指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交通时间缩短的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中,迁移流动信息、收入水平差、人口数量差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正向指标,而城乡分布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负向指标。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保障均等性因素对人口城市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传统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的必然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此过程已不可逆转,但其反作用力也同时存在,并形成多种梗阻因素。为挖掘这些因素,本文从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基于AHP多层次评价模型构建了城镇社会保障均等化评价体系,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省际差异及其空间格局,发现省区社会保障水平总指数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在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集聚格局;然后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空间误差模型(SEM)估计效果更好,政府供给是主要影响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为显著促进因素,同时佐证了空间计量分析的必要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和范围持续不断扩大,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依然保持了每年新增超过1000万人的快速增长。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主导特征是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城市群。但是近10年来,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使流动人口分布呈现出从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分散、从超大和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趋势。近年来北方流动人口增长快于南方。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占比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省内县际流动逐渐成为主导模式。人口流动由受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转变,公共服务机会和环境宜居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为未来推动市民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市民化政策需要解决落户“供给方”(城市)和落户“需求方”(流动人口)的空间错配问题。应从精准识别流动人口的群体和空间差异入手,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和政策工具。     

论时变性因素对人口迁移选择性的影响——基于数据处理方法的视角

对时变性因素的处理方法将直接影响到人口迁移选择性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解析了处理时变性因素的三种方法(调查时点法、局部倒推法和全面倒推法),剖析了不同方法下数据结构、统计模拟及实证结果的变化与差异.研究表明,不同数据处理方法将导致不同的数据结构,且导致时变性变量的均值和方差出现变化;时变性变量和非时变性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力度和统计显著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当对全面倒推法下分年的迁移人口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教育的选择性与传统方法出现差异,这与经验观察相符.     

陕西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及策略研究——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陕西省人口城镇化出现不一样的特征.本文以陕西省201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陕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陕西省5年来的人口变化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人口向关中地区、城市市辖区集聚更加明显,异地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现象仍然较严重,老龄化问题突出,因此要通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培育县域优势主导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来推进县域发展,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缓解大城市和城市市辖区发展压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看世纪之交的广东人口状况

1990年以来 ,广东人口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符合全国普遍规律 ,有的因受广东特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点。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 ,分析广东人口在数量、分布、素质和结构等方面的现状和特点     

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1964～2005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基于人口普查/抽查资料的分析

人口受教育状况通常被当作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资料,运用趋势分析和队列分析方法,分析1964~2005年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1982~2005年间分性别、分城乡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不同年代出生人口的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教育基尼系数逐渐降低,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城乡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每个队列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所提高,且各队列人口取得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既有年龄效应作用的结果,也有队列和时期效应作用的结果。     

瑞士2000年人口普查的事后调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瑞士首次在2000年人口普查后进行了事后调查。本文介绍这次事后调查样本的抽取、数据的采集、对人口普查时点人口数及其方差的估计。     

我国农村留守妻子的分布与生存发展现状——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村留守妻子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农村留守家庭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核心劳动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当前她们在婚姻家庭、 生产生活负担、 自身的保障和发展等方面都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急需社会关注.基于此,本文分析了2015年我国留守妻子在规模、 分布和社会经济特征上呈现的新特点;突出家庭的视角,通过留守家庭的居住安排和同住老人、 子女的状况进一步剖析留守妻子在工作生活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当前亟需开展全国留守妻子专项调查、 增强留守妻子及其家庭的发展和建设能力、 依托精准扶贫优先解决其生产和生活中突出困难、 实现留守妻子及家庭帮扶常态化、 体系化、 制度化.     

广东省外来人口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2005年11月1日,广东省进行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省为总体,以各县（市、区）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本文关于广东省外来人口流迁状况、基本状况、生育状况和就业状况等的描述与分析便是基于此次调查的原始数据。虽然广东省各地区的抽样比略有差别,但是,为了保持调查数据原貌,笔者们未对各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中国对外移民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修正零值国际移民引力模型的分析

利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移民统计数据库中1990－2013年中国对143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存量数据,在修正移民零值基础上,采用国际移民引力模型考察了中国对外移民的区位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移民主要分布在距离较近和收入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影响中国对外移民的因素有移民输入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制度质量以及距离;移民输入国资源丰富程度和老龄化程度对中国移民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制度质量对减少人才流失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已顺利结束,相关快速汇总数据也已经公布。依据全国和各省最新发布的主要数据公报,对我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人口普查关注的焦点,不仅首次及时地在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了人口流动数据,而且第一次披露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数据;人口流动对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十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方向与人口地区分布变化是一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36%,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1990年以来中国各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研究——来自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1990年以来各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状况,考察7～16岁儿童在校率的影响因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如何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的教育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中,未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高于汉族。不论对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与城镇地区相比,乡村地区初中教育的缺失更加严重。在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7～16岁儿童在校率相差很少,但在乡村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在考虑了地区影响因素后,少数民族与汉族儿童的在校概率差异或者缩小,或者消失,只有满族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