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小说的商业化与其“治生”心态

明清之际正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新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给传统文人以有力的冲击。受此影响，李渔的作品呈现商业化倾向，从这种倾向可以看出李渔及其同时代人“治生”心态的转变。     

从吴宓爱情观看五四“新”“旧”矛盾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吴宓,在文学与爱情观上呈现出保守和浪漫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本文将从这一矛盾出发,重新认识吴宓,进而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新""旧"两派的文化价值取向,澄清大多数人对于"新""旧"两派、对于"五四"时期的误会,正确认识"新""旧"两派在"五四"时期的价值和地位。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情理矛盾及其社会成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凸显了明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情与理的矛盾与抗衡,主要体现在爱情婚姻、新型的义利观以及人们金钱观念的转变上。儒学价值观、程朱理学、王学左派思潮及市民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是矛盾和抗衡产生的重要社会成因。     

唐顺之论“文”的第二次转变

明代唐宋派文学主将唐顺之一生为文凡两变:一是近30时由追随前七子的复古主张转变为崇尚唐宋古文;二是40时彻悟为文须追求自我的真精神,唐宋古文亦不足为法。第二次转变中他以“本色”论文一说彻底走出了复古理论的囹圄,而对作者主体精神的标举,以及对本色、自然的文章形式的追求,更对其后革新派各家彻底清算复古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研究唐顺之的文学创作及其主张,这第二次转变是不可忽略的。     

从“生”“仁”互通看《易传》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宋明理学分为三个时期:以程颐、朱熹理学为代表的前期,以王阳明、湛若水心学为代表的中期和以王夫之、戴震气学为代表的后期。从生仁互通的层次上看,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可与《易传》中的三个命题相对应:前期可配之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仁互通确立的阶段;中期可配之以"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由生仁互通向生生与仁互通转变的阶段;后期可配之以"生生之谓易",是生生与仁互通完成的阶段。考察生仁互通的过程,可以发现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恰与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相契合。《易传》作为宋明理学"性与天道"思想的重要来源,宋明诸儒借此发展出了一套可以和佛学相抗衡的"心性论"体系。     

扣好第一个“扣子”

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他将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养成比喻成“穿衣服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论“树典型”

树典型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普遍化、持续化，从社会条件来说，和民族心理中的群体主义取向有关，和计划体制下的政治本位、领导本位的价值取向等因索有关；从利益机制来看，在树典型的活动中，典型本身、树立典型的领导者和学典型的普通行动者都存在着获得利益的正向驱动和避免惩罚的反向驱动。这一行为模式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励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价值观之比较

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的主体,都把社会平等确定为社会价值目标,都将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价值取向。二者社会价值观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泽东以政治优先为社会价值基本原则,邓小平以经济优先为基本原则。     

生态文化内蕴的价值取向探析

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主体的行为选择方式的差异。传统文化，尤其是工业文化的“崇尚高消费，追求物质享受”的价值取向的弊端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到来日益显现。生态文化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其“崇尚节俭，追求创造”的价值取向将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浅谈唐宋茶文化的兴盛与人之心性修养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巅峰时期.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之精神层面:即茶文化能有效调节人之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茶文化能养人之心、抑人之情、怡人性情;茶文化还有效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际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茶文化的终极价值指向为和,茶文化是人间真善美和合之美的最高体现.     

尚力与尚义——《三国演义》死亡描写的聚焦点

崇尚武力与崇尚道义是《三国演义》死亡描写的两大聚焦点。前者表现为小说作者将武艺高强作为判断英雄的价值标准,以敌人的被杀反衬英雄本色,并将武装暴力视为消灭罪恶的有效手段;后者则集中体现于推崇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以及直面死亡的无畏心态。小说尚力与尚义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小说作者对于如何建立理想社会的思考以及对救世英雄的期待。     

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联姻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典型性,鲜明地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文玩价值久盛不衰

文房器玩创始很早，但一直发展到唐宋时代，即传统书画艺术趋向成熟完善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形成以后，它们才正在找到并且实现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文人学士乃至帝王官宦书斋案头不可或缺的器用。     

试论汉魏时期颍川士风的时代特征

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地域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颍川士林之风，概而言之，有六个方面：积极入世关注社会的政治态度；崇尚名节始终不渝的价值取向；上下求索追求贤能的探索精神；团结合作共赴时艰的奋斗精神；注重文事热心教育的文化传统；重视教化以德感人的教育方法     

唐宋录事参军法定职能演变探究

由唐入宋,作为州府主要官员的录事参军,在职能定位上发生重要转变。盛唐时期,录事参军主要以监督为职。安史之乱后,录事参军逐渐获得了参与政务的职权。北宋时期,录事参军的政务官尤其是司法官身份不断强化,而传统的监督官身份在淡化;到南宋时期,录事参军终于演变成以断狱为职的专职司法官。从社会治理的层面分析,唐宋之间录事参军职能转变可谓这一时期地方治理模式转变的法律表现。     

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的新变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学开始发展壮大，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三言”、“二拍”从多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首先，市民成为文学的新主角；其次，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转变；另外，传统的婚恋观念也受到冲击。总之，“三言”、“二拍”描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明代社会带来的新变，可谓是一幅...     

中国古代社会金钱势力对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以“三言”“二拍”为中心

商贾力量的壮大以及金钱势力对社会的冲击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主题之一。小说剖析了历史转折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对人们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的影响,呈现了商贾力量的壮大以及金钱势力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抗衡。这是历史转折时期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们在道德的考验面前作出不同反应,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对此进行了主题鲜明的呈现。     

绿色发展视野下技术观的文化转向

不同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社会价值取向不同,具有不同技术观。工业文明时期的技术形式为“硬技术”,其特点表现为：构成机理的还原式、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和社会评价的单向性,并在事实层面、本体论和知识论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生态文明下的软技术观立足于整体的自然与人的发展,在价值取向着眼于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其评价体系实现了预先分析与事后评估的结合。绿色发展视野下技术观的文化转型,一要转变技术至上观念,确立技术风险意识;二要肯定自然内在价值,实现生态觉醒;三要构建技术伦理规范,从“伦理缺场”转向“伦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