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以来政治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自春秋以降,周代宗统与君统混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君统”与“宗统”合一的伦理政治体制及宗族系统与政治体制二元分立的态势,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将孝道伦理直接纳入到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确立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单纯尚法为治的统治策略,并开始了“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秦王朝重视孝道,但其对孝道的推行有别于儒家。     

秦代“书同文”及其文化价值

秦代的“书同文”的产生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秦始皇利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汉字进行规范，规定了秦所使用的官方文字为小篆，同时允许秦隶在民间使用。秦始皇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只是一种白发的行为，但由于适应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实践，对于现代汉字规范化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建国后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人口不断迅速下降”论质疑

“人口不断迅速地增长”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已被彻底否定，但并不意味着承认“人口不断迅速地下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我国已跨入世界低生育率、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把“人口不断迅速地下降”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将会对今后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作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正确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发展规律，对科学制定今后人口发展策略和人口计划是有意义的。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人口问题能“以日为鉴”

就人口出生率之低和老龄化程度之高,中国已经类似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突出;而就人口总数和增长的绝对数,中国又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突出。从前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应该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从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还应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个指标中和平衡,我们在理论思维上应该是在两极之中把握中庸之道。对比中日两国的人口问题可以看出,日本并非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中国并非相比较日本总是劳动力过剩,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和日本一样导致老龄化,中国人口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不弱于日本,在当今中国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并呈加速下滑和老龄化急剧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人口问题应当以日为鉴,及时调整人口生育的政策法律。     

“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领域法治

本文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领域立法与实施的问题。提出人口问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的集合点。我国人口立法与实施的主要任务是从人口领域的实际出发,用民法手段规范人口生产解决人口领域的主要问题。人口立法与实施要正确反映人口生产与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的原则,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协调统一;要体现优生优育的原则,确保人口素质提高的实现;要体现“控制人口与优化结构”相统一的原则,使之有利于人口的未来发展;要体现从多民族、多发展层次实际出发的原则,促进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要体现依靠科学技术的原则,使科学技术在人口可持续发展中起支柱作用     

人口与“历史吊诡”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用过一个概念,叫"历史吊诡",说的是人类为了自身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从最后结果来看,却好像只是历史意图的执行。在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部分数据公布之时,回顾现代中国的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及其效果,确实可以看到某种"历史吊诡"。     

当前我国的“人口倒流”

文章在阐述了当前我国存在的"人口倒流"的流向、主体、从事职业、规模、形式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口倒流"的动因和实质.认为"人口倒流"实质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的落后地区城市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大中城市向农村腹地辐射与扩散的表现,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区渗透的表现,是城乡联动、整合为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文章的第二部分列举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跨区域发展以及中西部发展中"人口倒流"的现象.最后再次强调了一定质与量的"人口倒流"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人口均衡型社会”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启示

“人口均衡性社会”的提出使得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和解决我们的人口问题,而计生政策又是仅仅从人口数量方面来调控人口,这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而二者之间是否匹配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民心”决定论的困境--以秦亡汉兴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与皇位易主通常需要诉诸于暴力战争,而战争胜负却并非由民心向背所决定。长期以来,平民百姓属于被统治阶层,与皇室、官僚相比明显弱势,缺乏有效的手段抵御外来侵害,也根本无力左右政局。“民心”决定论并不能准确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局变动。儒家对民心作用的鼓吹,只是价值追求,难以得到事实证据的有力支持。在秦汉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各路诸侯相互征战,并不顾及民众的感受,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着眼于暴力战争的胜利,并以此决定最终的成败;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一般逻辑。     

镇江市“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预测和规划

一、“十一五”人口预测“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规划是在相关的人口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口预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文献研究、专题访谈、实地调查和观察等研究手段。以2000年镇江市的“五普”数据为基础。对镇江市近年来的新婚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和以镇江市育龄妇女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为参照。并结合统计年鉴和其它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建立数学预测模型。进行相关的预测。通过预测的人口相关资料规划出“十一五”镇江市人口总量、人口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各类人口的分布等方面情况。     

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

文章就"丁戊奇荒"导致山西人口亡失的情况进行了重新估计,进而说明人口亡失对近代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援助导向”到“发展媒介”:人口较少民族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策略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援助导向"的社会救助保障了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他们应主要实施"发展媒介"式救助。从生存到发展策略的变化,与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精准脱贫基本原则渐趋一致。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现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使对他们的社会救助具有样本意义。从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角度,要对人口较少民族给予宏观和微观上的"发展媒介"式救助。鉴于人口较少民族历史发展基础、自给半自给经济特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能力、个体农牧业边际收益等问题,对这一群体的"发展媒介"救助,应主要集中于流动与迁徙、教育与医疗、就业领域,提高他们参与市场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大城市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基于武汉—利川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的分析

大城武汉与小城利川之间大规模、季节性人口规律性流动的现象表明,受较高土地价格、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外围往往被规划为城市的预留发展区域,没有成为城市中产阶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首选区域。而远离城市、环境宜居的偏远小城却成为了城市中产阶层追求更加从容舒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实质性“郊区”,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郊区化的“飞地模式”。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实践是市民能动地追寻他们理想中的“郊区”所作的变通,是被抑制的郊区化需求的变相满足。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经济发展转入中速发展的背景下,充分尊重并多元化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郊区化需求,将郊区化、逆城市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为遏制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偏高的势头．山东省制定下发《2008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导计划切实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确定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欧洲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思想的现代反思——兼论所谓“剩男”、“剩女”现象

在农村,人胜其地致使广大农民纷纷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城市,尤其是居住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适龄男女,似乎有不结婚或晚婚晚育的倾向。在经济不发达的广大乡村,多子多福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如何理解人口和经济发展千百年间的纠缠?国内学界多采用西方人口—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经济问题,既是如此,正本清源式地了解西方人口—经济学派的源头甚为必要。对目前经济发达地区里所谓的"剩男"和"剩女"现象,结合欧洲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探索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