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执著与坚守:谈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

论文探讨了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着当代乡土中国底层的苦难历史记忆和现实困境,彰显出中原乡民在与多难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和乡民间血浓于水的淳朴真情,并将其对生命、人生及乡村价值的理性思考融入创作中,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守乡土创作的执著。     

乡愁乌托邦: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

"乡愁"、"乌托邦"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乡愁乌托邦作为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的核心概念,它具有两个向度:乡愁指向过去的乡土中国,乌托邦却指向未来社会制度、人类合理的生存状态。乡愁乌托邦其实就有了过去和未来叠合在1920年代当下的特征。过去、未来和当下相互叠合的时间结构,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交织、紧密缠绕的空间结构,共同建构了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关注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主体生命价值和对乡土的眷恋纠缠在一起,成为1920年代乡愁乌托邦的核心指向。这对全球语境下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也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一方面,通过对“耙耧山脉”的不断书写,阎连科建构了一隅能充分调动自己情感、想象及艺术创造的独特地理空间,这一文学地理也成为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耙耧山脉”这块独特文学地理不仅塑造了阎连科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深度地参与了其乡土小说的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阎连科在建构了自己文学地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耙耧山脉”这一狭小地理空间所蕴含的民族性、世界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的超越,使其乡土叙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     

张炜小说研究综述

作为当代重要的“三农”题材作家之一,张炜的小说呈现了现代性冲击之下乡土中国的发展与裂变,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并在社会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以及形式批评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张炜小说研究的新发展,深入张炜的文本世界及其精神内核,就必须立足于新时期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乃至全球化的中国语境特别是中国乡村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以自然权利诉求和现代性断裂为研究视角,准确理解和阐释张炜重要的文学实践,探究张炜小说丰富多元的文本内蕴。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

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持有迎应和批判两种态度,并具体表现为改变乡村和守望乡村两种主题类型。它们的现代性思想有别,但却存在共同的困境,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构成制约。这一困境与中国乡村变革的现实,与作家的现代性思想有关,也是现代性自身悖论的结果。也许这一困境是无法真正解决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乡村和乡土小说真正的现代发展。     

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现代性审视

“乌托邦”(u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在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乌托邦应该发挥摆脱世俗的社会救赎力量,拓展历史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空间。     

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建构——论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集中描摹了祥和静谧的乡土生活,彰显和放大了近乎原始的本真人性,传达出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肯定,表现了对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与理想追求,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乌托邦的现代性困境

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机制的现代社会,使得乌托邦思维遭遇深刻危机;“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空间革命”和全球视界的融合,已经根本打破传统乌托邦想象的空间。象征人类永恒超越精神的乌托邦的当代匮乏,至少可以从人的奴化心理、“历史终结论”的文化语境、悖离设计初衷的政治权力结构三个层面对其成因进行解析。总体上,放弃意义和价值的现代性,成为它摒弃乌托邦意义与价值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超越现代性:乌托邦观念的批判性重建

在现代性极度膨胀的现代社会,人类必须试图重建一种健康、合理的乌托邦观念,选择超越当下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冲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固执性迷恋.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因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进化论视角下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严复的进化论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潮都充满现代性判断和乌托邦追求,并用来指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它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还有较多的抽象性,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探索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践道路。     

现代性反思与乡土回归

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世界,以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世界,但当人依靠技术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时,恰恰失落了人的本质,而处于异化之中,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等均被剥夺了。乡土的最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性,当前,我们需要用乡土的自然性来重构崩溃边缘的现代文明体系。回归乡土就是使人类现代文明与人性的自然状态完美融合,从而最终踏上人类美好家园的重建之旅。     

在静态与鲜活的张力之间——论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的民俗书写

民俗既影响作家的创作,又构成创作的内容本身。胶东新时期以来的乡土题材小说造就出的文学"胶东"中,民俗书写构成了小说的审美风格和美学价值。特定的民俗形式、特定的民生内容,又折射出特定的地缘文化精神。社会现代化引起民俗变更,也带来乡土小说视阈的新变。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坚持知识分子的大地民间立场,体现乡土民间关怀,实现了精英与民间的对接,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及融合问题。     

现代性·乌托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重读《人生》——言情小说、乡土叙事中的现代性追求

路遥小说<人生>以言情和乡土叙事为外在修辞方式,暗含了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的紧张对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书写了现代性追求的质疑与困惑,表现了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认同与批判——乡村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阎连科小说解析

阎连科小说往往以河洛大地的乡土社会为背景.以乡村政治文化为底蕴,在苦难中隐现倔强与反抗.无奈与悲哀.对于现代性的认同与批判的矛盾纠结始终是他创作中无法回避也难以解脱的情结.在创作过程当中,文化情感与历史理性一直在他心中纠缠不休,执著的现实拷问则一直伴随着真挚的悲悯情怀.于社会底层文化、政治权力与人性异化的深入底里的描绘中.他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中的整体的困惑与希望.     

乡土想象与都市悖论 ——基于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乌托邦传统

电影在传播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制造着乌托邦。中国电影的逃避主义传统始于都市与乡土的意识形态置换,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地域的流动,在两岸三地不同的语境中发展不同的特质。在台湾电影中转换为空间流散与身份危机的互动,而在香港电影中则呈现为对传统文化与文以载道的反叛与疏离。三者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土壤迥异的呈现方式,共同构成中国电影逃避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景观。     

文本如何回应本文——论阎连科《中原》的现代性之惑

阎连科长篇小说《中原》以非虚构之虚构的文本形式打造了一个具有过渡性的日常化空间，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生存异变的现代性体验的多副面孔，呈现了主体与自我、他人、社会的分裂、冷漠、僵化之困，揭示了主体生存漂泊无依的处境。通过锐意创新的、跨场域的文本互动，进一步加强了文本与现实的双向指征，文本背后的“本文”意图是通过直面与回应现代性而成为现代的。     

张炜与新文学的忏悔书写

忏悔是人的深层次精神需求,伟大的文学对此多有精彩的表现.中国新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同类型的忏悔书写,然而由于时代主题的冲击,鲜有能深入人性原罪层面的.张炜作为这一书写样式的后继者,在其写作中作过不少尝试,但仍未超越他的前辈们.这一根本性话题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从侧面揭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缺陷:对人类共同精神遗产的关注不够深入导致写作的浅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