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

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不仅可以解决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间的不协调等内部矛盾,而且可以解决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滥诉行为多发等外部矛盾。从立案登记制度的基本内容入手,分析立案登记制度产生的若干现实问题,从提高司法应对能力、严密防范及打击滥诉和协调司法改革措施间的冲突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具体建议,以期使立案登记制真正发挥其里程碑式的强大作用力和生命力。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     

监察立案的法理反思与制度优化

刑事立案程序具有划定权力运行边界、表征犯罪调查活动正式化、明确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起始点的重要价值。在当下的监察实践中,监察立案不仅同时开启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程序,而且往往与纪委立案相伴随。在这种一体化立案模式下,实质定性的前置化问题较为突出,立案程序与调查程序的“一对多”导致立案功能一定程度上的被虚置化现象,司法办案人员面临程序衔接困难,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存在短板。为此,需要进行监察立案程序改革,建构二元化立案模式,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立单独的职务犯罪调查机构,实现违纪违法立案与职务犯罪立案的分离,并分类确定违纪违法立案与刑事立案的关系模式,完善立案审批制度,构建独立化的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从而为违纪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划定相对清晰的边界,合理限定留置、通缉、技术调查等监察措施的适用节点和适用范围,也为监察程序中检察监督、律师介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支撑,促进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实现反腐效能与程序法治的有机统一。     

中国民事立案前调解制度规范化研究

民事立案前调解制度已从基层法院试点逐步上升为常设性制度,其合法性已有司法政策和法律保障。立案前调解的对象要求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排除不能调解的民事纠纷。为了取得更切实的实践效果,适宜立案前调解解决的纠纷包括家事类纠纷、专业性较强但事实争议不大的纠纷、事实较为明确的群体性纠纷、争议标的额较小的财产类纠纷及适宜立案前调解解决的其他纠纷。立案前调解的主体应根据纠纷类型具体确定,总的来看应以特邀调解组织(个人)为主,以法院立案庭为辅,以其他适宜的调解组织(个人)为补充。立案前调解不成的,应登记立案;在调解组织(个人)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依法申请司法确认,在立案庭主持下调解成功的纠纷,应出具民事调解书。     

我国行政裁决法律制度:现状剖析与改革前瞻

行政裁决具有性质上的具体性和行政性、身份上的中间性、对象上的民事性及功能上的“准司法”性等特征,这使得行政裁决制度在化解社会纠纷方面具有了专业、快速、经济等独特优势,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解决社会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现行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疏失,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在深入分析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拓展行政裁决的范围、完善行政裁决的专门机构、改造行政裁决的程序、强化行政裁决的救济等方面着手进行。     

诉调对接中的司法确认制度解析

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了单靠法院一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但非诉调解在效力上缺乏刚性,社会并不认可,这使得大量纠纷最终还是依赖法院解决。建立司法确认制度,可以实现诉讼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效力上的对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司法确认的程序启动、管辖和效力等内容,为司法确认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利于完善诉调对接的功能,但在效力的正当性、效力的内容及与立案审查制度的协调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

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目前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三种方式。     

论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改造

行政复议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中解决行政争议的方法之一,它与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同属于行政救济,在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许多制度上的缺陷,使得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无法全面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出现功能萎缩的状态。因此,对这一重要制度的内容进行研究并对其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性质、现状和缺陷的分析,同时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复议制度,对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改革进行粗略的探讨.     

论行政调解——以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与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相比较,作为行政解纷机制基本内核的行政调解具有便利、高效、经济等优势;正视行政调解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激活其化解社会矛盾之机能、加快行政调解立法之进程,不仅是中国行政改革应当考量的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关照的课题。     

推进家事纠纷解决非讼化改革之思考

当前，司法实务中长期运行的低非讼化纠纷解决途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家事纠纷解决的特殊质效要求。家事纠纷的基本特点、家事纠纷解决之价值追求、克服“对抗—判定”诉讼模式缺陷的要求以及我国家事民族传统、革命司法传统的影响等都决定了家事纠纷解决应走非讼化之路。域外国家已经确立的家事纠纷解决理念、调解优先等程序制度及其实务运行经验，启示着我国家事纠纷解决之非讼化路径选择和方案构建；我国家事纠纷解决的现状以及减轻审判压力的需要迫切要求推进家事纠纷解决非讼化改革。鉴此，我国有必要重新确立家事纠纷非讼化的理念、原则，系统构建促进家事纠纷解决非讼化的程序制度，推进我国家事纠纷解决的非讼化进程。     

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现代型社会矛盾需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行政处理、民间救济等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环境保护形势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案件的审判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也催生了环保法庭在我国特定区域的创设与运行.但是,专业型、系统性、规范化的环境纠纷司法救济体制的建立尚需案件来源、诉讼管辖、因果关系和裁判执行等配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困境及解决路径--以彝族地区S乡司法所为例

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特有现实需要我们冷静观察乡村司法实践中纠纷解决与正义表达的方式,司法所作为国家统一法制与规则变迁中处于法治实践的“权力末梢”的司法行政派出机构,对于深刻理解与把握乡村司法表达与实践的策略、纠纷解决的行动逻辑,具有学术研究的典型性。就纠纷解决而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也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法院、政府、司法所等现代化的纠纷解决组织正在全面介入纠纷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博弈,使司法所解决纠纷成为了多种文化、多种组织、多种手段整合在一起的复杂过程。     

政治选择与实践回应:民国县级行政兼理司法制度述评

传统中国司法与行政合一,清末民初进行了司法体制改革,以期依照司法独立的西方宪政原理建立起从上至下的新式独立司法机关.但历经多次改革,基层政权建立独立司法机关的政策未能彻底实现,县级行政兼理司法成为民国时期主要的基层司法体制.县级行政兼理司法类似传统中国县衙审判方式,其形成原因固然有经济拮据和人才缺失的解释,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司法改革的不同特点,该制度代表的行政司法合一的综合治理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尚具备生命力.基层司法制度变革的困境昭示了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复杂性.     

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扩大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在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的利用上寻找一个平衡点,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非诉讼纠纷解决(ADR)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各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备受关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应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框架中统筹考虑,以确保我国整体纠纷解决机制趋于合理与完善,从而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得以实现.     

美国专利司法强制许可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平衡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现行专利行政强制许可制度建立20多年来仍然是"零实施",探寻其他有效途径解决专利保护与公共利益冲突势在必行。多年来,美国司法机关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中实施的司法强制许可,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法。在严格规范适用条件的前提下,通过拒绝适用停止侵害的做法,适当推行专利司法强制许可,可以弥补现行行政强制许可的不足,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需要。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自然资源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因自然资源的取得、使用和流转引发的纠纷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多,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当有多种纠纷解决途径,为纠纷主体选择适宜的解决方式提供保障.本文通过探究自然资源纠纷的内涵,从自行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司法解决方式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资源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现状、存在问题、完善建议进行了阐述,以期寻找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纠纷解决制度设计,提高资源纠纷的解决效率.     

司法改革视域下的行政公正：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行政公正则属于这个巨大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目前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不公正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多种缘由造成的。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实现行政公正的契机得以呈现。同时，实现行政公正目标是司法改革成效的凸显和司法功能得以彰显的体现。在司法改革视域下欲求实现行政公正可以遵从以下路径：延展行政不公正行为的有限界定，构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制度、积极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不公正行为涉诉的独立审判模式等。     

立案制度改革中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博弈

立案制度改革中民事诉讼的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立案审查制下,法院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将虚假诉讼等无意义案件排除,体现了效率价值,但审查标准过于苛刻,导致大量案件无法进入诉讼系属,未能充分保护当事人诉权,有失公正价值。新施行的立案登记制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扩大了法院受案范围,保障了当事人诉权,体现了公正价值,但也引发了"诉讼爆炸"等不良后果,加之配套措施不完善,大大降低了效率价值。我国应克服立案登记制的缺陷,衡平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冲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