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夏的大认同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既是稳定的共同体,又是发展的,有量变,有质变,在华夏/汉民族形成发展中,表现得非常典型.拙作《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曾说到“在我国已实现华夏大认同,华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有的专家勉励说,诸夏大认同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为了使此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必须对战国时期诸夏大认同作进一步论证.这种启发,鼓励我再作此文,以申鄙见.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由蛮夷到华夏:试析周秦之际巴人族群身份的变化

春秋战国之际,“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夏认同意识渐趋形成且日益强化.此视域之下,原为西周之“南土”的巴人逐渐被边缘化为蛮夷.后随着秦对巴的开土列郡以及近百年的开发、更化,巴渐趋“染秦化”.由此不仅开启了巴对秦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认同;更为核心的则是族源传说的改变使得巴与中原华夏从血脉谱系上内在相连,从而推动巴由蛮夷跻身华夏之域.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论“民族建设”

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普遍涂饰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借助国家行为建造与国民等同的“民族”成为各国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普遍追求。然而,以文化和族性“同质化”为目标的民族建设已告失败,而承认差异、尊重个性基础上的统一将是民族建设存续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

本文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秦国公族群体研究

中国先秦时期的公族指的是时君所在的近亲家族和诸先君的遗族。春秋时期，除晋国以外，各国的统治集团均以公族为骨干，因此各国公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秦国立国于宗周故地，吸纳了大量西周遗民，受西周文化影响很深，虽然正统史书都称其为“秦人”，否认其属于华夏族群，但秦国在许多方面都与华夏诸国类似，比如秦国也有着一个庞...     

试论姬姜二族的“三缘”关系

本文从地缘、血缘、业缘三方面分别对炎黄时代、先周和西周时期的姬姜二族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认为由姬姜二族而形成华夏族，又以华夏族为主体而形成汉民族。汉族与其它民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而终形成现令的中华民族。而姬姜二族四十年的“三缘”关系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和稳定的基础。     

中原文化、海岱文化的互动与汉民族的形成

中原文化植根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海岱文化植根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两地无山河阻隔,交通便利,自古以来经济联系紧密,文化交流互动频繁。在中国古代,除华夏族之外,东夷族和苗蛮族都是构成汉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史前和先秦时期,东夷人和华夏人的交往十分频繁。正如傅斯年所说:“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华夏人和东夷人在长期交往、杂居共处中逐渐融合为一体。西周以迄战国,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更为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统一的较为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汉代儒学在全国传布,从而在构建共同的民族心理、促进汉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龙雏型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起源

我们要探讨的龙雏型,是指从广义上讲的“龙文化雏型”,也称早期龙崇拜。任何文化必生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中华民族就是滋生龙文化的土壤。而中华民族是以夏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夏族便是崇龙之族,因此,龙文化的渊源与夏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提到的夏族,也非狭隘意义上的一个“夏部族”,而是从广义上讲的作为民族融合共同体的“诸夏”,即华夏族。夏王朝立国之前,夏族的起源与发展,是原始社会晚期许多氏族部落     

秦人对汉民族形成的贡献

秦人起源于山东,崛起于陕甘,主要由老秦人、商奄之民、西戎之人、周余民构成。秦人先是统一了西部地区,壮大了华夏族群队伍;然后统一了中国,壮大了汉民族队伍。秦人沟通东夷与西戎,交融华夏各族,促进各族群之间的融合,最后自己也完全融入到汉人中去,成为汉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秦人本身是多元一体的,同时也是多元一体的汉民族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个缩影。如果缺少了秦人,多元统一的中国就难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也会减色不少。     

中山国婚制、婚俗初探

中山国由于处于华夏族文化圈内的地理环境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徒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它既接受了华夏族国家普遍实行的嫡庶妻婚制,又保留了本民族游徙而嫁的婚俗,还受到境内商族遗民男女无别遗风的熏染,从而使中山国的婚姻形态呈现出诸民族融合的多元化色彩。     

散杂居民族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以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为例

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散杂居蒙古族有着独特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认同,散杂居民族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移入族群,重庆蒙古族形成了对族源地和居住地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同时,重庆蒙古族还体现出以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重庆蒙古族固然体现出对国外蒙古族民族属性的认知和认同,但同时也强烈关注到国籍与族籍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历史性迁徙,遂使其文化传播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创建,甚至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的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壮大了汉族的队伍,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六国卑秦与秦的统一──秦民族心理与秦发展的思考

本文试从案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民族心理入手，对秦的发展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周统治者对秦人的赐姓封土刺激了秦人想成为诸侯的欲望；周室衰微后泰的生存危机以及自囊公始国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急功近利的心理是秦进行变法的内在原日；在“六国卑秦”态度下形成的秦特有的民话意识到直接影响了秦的政治和军事政策，这也是秦国发展并最终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刘仲华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民族识别产生很早，夏商时期就已有民族区分的观念和称谓，如《竹书纪年》、《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和商周时期的金文，也有同样的字眼，而且已具有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