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ADR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运用

ADR通常用来解决民商事争端 ,不过 ,它也可以而且应该用于解决WTO成员间的争端。我们应明确和强化ADR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由WTO争端的性质和特点、现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以及ADR自身的优点决定的     

试析国际争端解决之司法化倾向

现当代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司法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共识”、法律全球化对国际司法的促进、基于经济的理性选择、权力向规则的演进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成因。司法化现象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以司法方式解决争端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意味着国际行为体之间和平解决争端有了更多选择。     

基于中非合作发展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论

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推进,投资争端解决的困境凸显。一方面,复杂的投资法律环境使得中非投资争端频发,另一方面,低效的投资争端救济制度却无法妥善处理争端。过于依赖事后救济的中非投资争端应对策略无法平衡争端双方利益,因此建立以保护投资者、东道国双方利益为中心的中非投资争端预防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从提高我国政府投资服务透明度、设立中非投资争端预防专门机构以及建立母国、投资者、东道国间的多方互动平台三个维度构建中非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将成为防止中非投资争端发生的有效途径。     

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嫁接——基于“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和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尚存理论争议和立法困惑.通过域外考察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嫁接机制,搭建起“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运用“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等现有资源,优化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和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     

海峡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事实认定”问题研究

2009年6月30日,台湾当局颁布《大陆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这标志着海峡两岸投资领域长期以来的“单向性”特点即将开始向“双向性”转变.双向交往的增多必然带来争端的增多且其复杂性的增强,与之前的“单向性”投资中主要涉及私人间争端相比,以后的投资争端将会逐渐延伸到私人与对方政府间以及双方政府间,因此构建海峡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势在必行.仅涉及将来可能出现的私人与对方政府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事实认定”问题予以论述,认为一定范围内适用 《ICSID附加机构规则》的相关规定将是良好的选择.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承认与执行规则——以“一带一路”为视阈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在全球贸易向更深更广层次迈进的进程中,由此产生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其样态和类型也更具复杂性。就目前而言,建立统一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基于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以及投资规则趋同化的态势,尝试制定统一的投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能够为构建诉讼、仲裁和调解“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应当涵盖五个要素,即:推定互惠规则、管辖权审查的规则、程序正义规则、效力审查的规则以及公共利益例外规则。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可参照《纽约公约》制定。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努力从源头十预防职务犯罪

作为省政府“十一五”重点社会事业发展项目的江苏省中医院南扩建设医疗综合大楼工程项目（简称“南扩工程”）,工程建设与廉政建设同步推进．以“工程优质．干部优秀”为目标．采取内外联合、全程跟踪的监管形式．加强廉政教育和制度管理．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大力推进“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防体系建设．不断探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经验、新思路、新途径,努力构建“平安省中、廉沽省中、和谐省中”。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法律规则体系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相比较,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的简单化和不规范导致GATT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存在许多缺陷,不能在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吸收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内核并汲取其经验教训,WTO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的完善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论CEPA的争端解决机制

针对CEPA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通过分析CEPA的性质,并借鉴其它戡经济组织以及联邦制国家中联邦和各州之间的争端解决途径,提出CEPA的争端解决只能立足于构建自身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实现。进而提出构建CEPA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并主张CEPA的争端解决程序应包括协商、仲裁、执行三个阶段。     

上海合作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

随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扩增，上合组织覆盖范围由中亚扩展至南亚以及更广阔的区域，上合组织的数据安全法律规制也成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发展与运行的关键环节。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数据安全法律规制差异明显、数据安全合作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缺失，使上合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成为必要。上合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的基本内容包括：数据安全合作基本原则、法律机制框架、数据安全合作法律制度框架体系。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推进上合组织数据安全法律机制构建的中国理念，贡献数据安全合作谈判机制、数据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智慧。     

钓鱼岛争端的战略态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拉拢日本成为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对钓鱼岛先是不宣而占,接着就在20世纪70年代擅自把管辖权授受给日本,一手造成钓鱼岛争端。美国重返亚太使钓鱼岛争端呈现如下战略态势:美、日在钓鱼岛争端博弈中的战略意图日趋明晰化;钓鱼岛争端日趋复杂化、尖锐化、僵局化和求解困难化。中国应对钓鱼岛争端的方略应该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主张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继续运用国际法等手段,维护钓鱼岛主权;增强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为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奠定坚实基础;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应对钓鱼岛舆论战;加强协调和沟通,构建钓鱼岛争端管控机制。     

CAFTA争端解决机制条约化之路——NAFTA、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视角

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签署,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条约化之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CAFTA争端解决机制现有构架不能简单复制NAFTA,其完善也必须考虑各成员方的贸易依附程度、经济实力、自有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及各成员方的政治、文化与历史诸因素。CAFTA争端解决机制应从引进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促使磋商、调解或调停程序机制化、具体化、完善现有仲裁程序三方面进行改进。     

从权力导向型向规则导向型的嬗变 --试析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和整合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国际社会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一项重要而有效的制度.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承继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强制性管辖权、机构设置、程序完善以及裁决的监督执行等方面都弥补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不足,现已演化为一个颇具司法化特征的争端解决制度.     

试论我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对策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独特而富有成效的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为了适应我国入世后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需要,政府和企业应当正确认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和作用,熟悉和掌握其内容。我国还应完善国内有关立法,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以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在解决争端过程中,应妥善制订良好的策略,充分利用发展中各成员的优惠待遇,发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职能等。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二十年：意义、挑战与机遇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共同努力构建地区规则的阶段性成果和首份政治文件,自签署以来对中国与有关声索国管控海上分歧、增进彼此互信及推进海上务实合作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维持了二十年来南海地区局势的总体和平稳定。但同时《宣言》作为一份政治性文件,其落实并非一帆风顺,既受到争端国之间海上主张和利益诉求冲突带来的掣肘,又面临一些域外国家的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积极推进《宣言》落实的同时,也在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探索构建地区海上规则、实现南海长治久安做出了有益尝试。通过梳理《宣言》谈判过程,可以发现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参考,并为南海海上安全秩序构建、国家间海洋争端管控等提供思路。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经济原则

源于GATT争端解决中的“司法经济”原则,尽管在WTO争端解决中得以秉承和发展,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运用“司法经济”原则仍存在诸多实践困惑,澄清这些困惑并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贸易争端的有效解决和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完善意义重大。     

论欧共体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与实践

欧共体/欧盟以积极的态度广泛而又深入地参与了以GATT/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动,并逐步取得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属当事方地位,使得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WTO中具有双重成员资格.在实践中,欧共体对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态度经历了从"消极应诉"到"积极利用"的转变,且将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有效的对外贸易政策工具.从"香蕉案"可以看出,欧共体拖延执行DSB的裁决有体制、利益和DSU各方面的深层原因.因此,欧共体对WTO争端解决机制采取的政策具有两面性,并将WTO争端解决机制纳入其国际贸易执法体系,建立了处理WTO贸易诉讼的官民合作的公私伙伴关系.     

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对策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被学界、官方以及贸易实务界认为是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人们普遍将争端解决机构视为“国际贸易法庭”。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是争端当事方介入程序、与透明度相关的诉讼程序及WTO书面报告的质量等方面。解决对策包括授予争端当事方充分行使参与的权利、建立协助发展中国家参与争端解决机构的机制、加强WTO成员方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配合等。     

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WTO成员问题

区域贸易协定(RTA)是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朝纵深方向发展的深层动力.由于成员身份的多样性,该组织内部的区域贸易协定必然是由WTO成员与非WTO成员共同缔结.这种包含非WTO成员的区域贸易协定能否在WTO规则代系内获得合法性,将对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GATT、GATS、TRIPS对于涉及非WTO成员的区域贸易协定的不同立场,对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与非WTO成员磋商、缔结乃三实践区域贸易协定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