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的两个基础

本文论述了“《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研究必需的两个基础。介绍了“公理化系统”的基本元素“假设”、“定义”、“公理”和“命题”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简要勾勒了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到牛顿的《数学原理》、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一运用公理化方法阐述理论的历史脉络，并把《论语》公理化诠释的逻辑起点定位在矛盾的量变阶...     

论《尤利西斯》的语音修辞

《尤利西斯》的语音修辞一直是乔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从《尤利西斯》这部“交响乐”的内部成分———语音修辞入手,借用Plett的语音修辞模式,并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删减和增补,讨论了《尤利西斯》中因音素变异(破格)和音素强化(平行)而形成的十八种辞格,揭示出它们特有的文体功能。在《尤利西斯》里,语音修辞不仅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和游戏性,而且对语篇起到了衔接和连贯作用,在合适的语境中它们还可以产生联觉效果,具有较强的人际意义。     

假冒的修辞式推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谬误论

本文分析了《修辞学》“假即的修辞式推论”即演说论证中的谬误，并和《辩谬篇》的谬误作了比较，指出了它对谬误解释的影响，提出了与西方学者商榷的意见。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地理叙事及其演变

沈从文1930年代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运用地理叙事的手法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情图。对读这三部散文集可发现，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各异其趣：《湘行书简》将绘画笔法贯穿地理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作家的故土情与相思意；《湘行散记》以时光流转为线索，用想象勾连现实，在今昔对比之中显示出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选取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进行定点透视，以点带面，基本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三种差异明显的地理叙事模式，呈现出沈从文在观照湘西时的情感转换与焦点位移：个体→地方→国家。这一演变轨迹，实际上与创作主体的身份变迁密切相关，它表征着不同历史情境下作家内心特定的情感诉求、文化思考与历史期待。     

道家之“德”的生命论意蕴

“德”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古代一般文献中主要是一个伦理学范畴.道家所谓“德”虽然也具有伦理学含义,但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道家之“德”深具生命论意蕴,其根本内涵是万物和人从生命终极根源“道”那里获得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命内在本质和个性特征,“道”是生命形成的潜在力量和终极根源,“德”则是生命得以形成的现实根据.对“德”的这种理解在道家代表性著作《老子》、《庄子》、《淮南子》中均有充分体现,由此形成了道家别具一格的德论思想传统,并以其不同于其他诸子的德论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     

彰显修辞人格,传万世家训——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颜氏家训》修辞人格研究

《颜氏家训》是我国蒙学的重要经典,被称为"家训之祖"。这部典籍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和其说服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修辞人格"这个概念是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并将其列为说服力的重要来源。"修辞人格"概念及其凸显手段理论得到了包括亚里斯多德、西塞罗、坎贝尔、海德格尔等重量级西方修辞学家的阐述和发展。作为诠释说服力的重要概念,修辞人格的相关理论为我们解读《颜氏家训》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经对经典的发掘与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实用智慧、美德、善意、声誉、文风、身份角色以及"精神家园"的建构这些修辞人格的主要构件在增强《颜氏家训》修辞力及使其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上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说新语》修辞的审美向度——谈其中的自然美与传神美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其文辞之美历来为人称道,在修辞上它始终遵循着一定的审美向度与标准,尤其体现在自然美和传神美两个向度上。自然美是一种素朴之美,集中表现为两点：修辞的个性化之美、文学语言的雅俗之美;传神美是一种“风韵”、一种审美情趣本真样态的外在传达,它集中表现为描摹人物的形象之美与刻画事物的情趣之美。这些内在的审美向度充分调动了人们的情感、注意力与想象力,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美感需求,丰富了《世说新语》的修辞实践,使之成为修辞艺术荟萃的海洋。     

《诗经》爱情诗艺术美的多面展示

《诗经》中的爱情诗多方面地展示了它的艺术美，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异彩纷呈的形象美”、“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虚实相生的运思美”、“细腻委婉的含蓄美”和“灵活多样的修辞美”等五个方面。     

《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以往对《黄帝四经》思想构造的研究,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而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其实“名”在《黄帝四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对“名”作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分析,就很难把握《黄帝四经》的主要思想。将不同语境中的“名”分为五类。《黄帝四经》中,“道”虽然是最高范畴,但并不是论述的焦点。君主该如何把握“名”、“法”才是作者注目之重点。“名”的性质和“法”相近,都与规范、准则相关。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重复与抄袭——再谈《笨花 》兼对宋菲、庞秀慧批评的回复

在文学创作中，“重复”有正、负之分。“正的重复”是一种有意义的修辞手段，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原因；“负的重复”是一种无意义的机械复制，是工业时代文化大生产的低劣方式。铁凝在作品中一再重复的乡土经验、对河北农村风俗民情的描绘、纯朴厚重的审美风格，是“正的重复”，但她在《笨花》中对《棉花垛》的照搬照抄则是“负的重复”。     

亚里斯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莱辛的《汉堡剧评》不只是一部普通的18世纪戏剧评论集,它还特别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因而处于《诗学》解释史上古今交汇的关键时间点。本文从分析莱辛"以亚里斯多德说明亚里斯多德"这一解释学原则入手,试图在现代语境中揭示这一原则对重启《诗学》根本精神的再理解所具有的非凡意义。莱辛的独特主张和亲自实践,使他对《诗学》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局限于《诗学》本身,而是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整体特别是与《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建立了有机联系。这是对现代《诗学》解释传统的重要修正。这一返本开新的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恢复认识《诗学》与人类情感(特别是悲剧情感)的本然关联,与政治和伦理的对话关系,以及对改善人心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     

《儒林外史》的互文、戏拟和反讽

本文使用汉语修辞范畴“互文”概念来探讨《儒林外史》的内指涉现象。使用“戏拟”来描述《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本的文际关系。指出《儒林外史》通过互文性和戏拟化处理,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试论休谟伦理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休谟的伦理学的现代意义。（１）休谟关于区分道德关系和事实关系的思想与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伦理学的主流方向相一致，它特别地受到当代偏好逻辑分析的伦理学家的欢迎和重视；（２）休谟的伦理学与当代自然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３）无论就发展渊源来说，还是就内部的方法变革来说，休谟的情感论伦理学都堪称当代情感论伦理学的先声，但是它们关心的问题不一样，因而具有不同的理论特色。     

从“田野”、“玉米地”的重复看《小城畸人》中名词的重复艺术

作为文本创作的重要修辞手段之一的重复在《小城畸人》中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其中的词汇重复。“田野”、“玉米地”等同样语义同一形式的词汇所重复表达的意象使得《小城畸人》整书在主题和结构上取得了统一，使读者一再感受到相同的意象带来的独特的艺术效果，强化了生活在温斯堡小城的人物之间冷落寂寥、疏离隔膜的情感，深化了全书关于爱的失落、...     

叙事姿态与文学立场——"新人民性文学"中的都市边缘人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其中派生的“都市边缘人”必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文学注意到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存在，并在近年形成了“底层写作”的强大冲击波。文章选择评论的几部中篇小说都与“底层写作”有关，但它们的叙事姿态和文学立场却大不一样。它们不仅是对“边缘人”这一特殊身份的描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情感愿望、心灵心理的壮写。“底层写作”现象说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以及文学内在的艺术性，也取决于它的社会性，即变革的社会生活，这其中涉及了读者对文学的期待、理解以及作家的创作冲动和灵感。这也是当下中国“底层写作”最大的发现和贡献。     

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

最近，编写一本《（语文）课本里的辞格》小册子，引发了对修辞的许多思考。“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这个题目很大，本文“大题小作”，着重从理论上谈谈修辞在语言里的价值问题。修辞的基础是语言，但修辞不是语言本身。修辞是语言的“表达术”。修辞，有人说是调整修饰语言，有人说是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的活动，有人说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法、技巧和规律……。从本质上说，修辞是实际运用语言的艺术。修辞是实际运用语言的艺术，所以，修辞的基础是语言，离开语言的材料和规律就没有修辞。修辞必有语言形式。但修辞不是语言本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