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白华的艺术史观

宗白华基于形上学宇宙论的艺术观与美学观纠结在一起,具有艺术哲学的色彩。他始终关注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追求艺术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宗白华的艺术史观也是建立在民族宇宙观和美学诠释学的基础上,虽然没有温克尔曼所期待的科学艺术史的合理原则和丰富史实,但他并未寻找一个黑格尔式的"理念"来演绎艺术史。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中,宗白华的艺术史研究沿着"艺术精神"主导下的艺术风格的变迁以及美感类型的演进来展开的。他主要是从艺术精神、文化象征与艺术风格、美感类型、艺术境界与价值等多个向度来阐释艺术史的观念。其艺术史观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     

康德美学话语的人类学启示－古典美学断想

康德美学思想是西方近代美学的转折点。以“主体”为核心的美学话语是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 ,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终极性思辩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类学意义。由此导引出费尔巴哈、舍勒等近现代思想家的哲学人类学话语 ,并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话语的理论起点。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审视康德的美学话语 ,有助于当代人找到精神回归的重要途径。     

艺术学学科性质与中国艺术史学

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本质上是综合的、宏观的、整体的研究与描述的中国艺术史,即是“复数”的艺术史形态,不是分门别类的门类史的形态,也不是“拼盘”的艺术史形态。将各种艺术门类同时纳入“史境”中,整体地研究中国艺术各种现象的形成与流变,整合艺术门类的材料与作品,对“史境”中的共同艺术规律和艺术现象进行综合的描述,避免像过去的艺术史成为门类艺术史的“拼盘”方式。这是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基础上,建立、架构与整体地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起点和基本方法。     

论艺术和死亡的美学联系

东西方文化与艺术,具有相似的死亡哲学和死亡美学的观念。作为人类克服死亡的精神工具之一———艺术,它体现了人类对于死亡的诗意思考和审美表现,为精神超越死亡提供了一个神秘而富于魅力的场所。与此相关,在艺术空间里,死亡意象呈现出理性与情感、知识与信仰的对峙与和解,为人类寻找一条通向永恒的审美境界的路径。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略论中国戏曲的开放体系——兼论中外戏剧美的不同历程

中国戏曲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综合。它源远流长,是在诗、词、歌、赋、曲、技以及绘画、书法等其它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称之为“国宝”。它不仅在艺术上是成熟、完善的,而且充满了民族精神,是中国古典美学之集大成者。它所特有的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和美学理想,而这种审美趣味的形式,又和先秦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美学的原则有着极为密切的、深远的渊源关系。它淡远馨香,沁人心脾。它游刃自如,处处体现着辩证的哲理。“虚实”、“刚柔”、“浓淡”、“繁简”两个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因素常常以最佳状态和谐统一于艺术整体之中。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永恒抑或终结?——艺术史写作的双重诘难

近年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引起了对艺术史写作的反思:其一,艺术究竟是否存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艺术能否进行历史性陈述?对艺术史写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缘自艺术超越历史的永恒性;其二,艺术是否有未来,艺术能否继续发展?"永恒"与"终结"这两个相悖的话语,不仅纠缠于艺术史写作的反思中,同时构成后现代艺术的吊诡现象,笔者以这两个话语作为核心,尝试回答艺术史写作的两个当代问题:艺术能否进行历史性陈述以及艺术是否有未来。     

论音乐对舞蹈创作的重要性

从人类文明的蛮荒时代起,音乐和舞蹈就是艺术王国中一对孪生兄弟,并且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以一种高度融合,甚至是“合而为一”的方式呈现在历史演进中.对此,音乐家和舞蹈家们都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共同参与研究,主动融人舞蹈创作的过程中,结合各自亲身经历与艺术实践来共同打造舞蹈精品.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无数的音乐与舞蹈结合的精彩篇章共同论述了音乐与舞蹈之间永恒的艺术关系.     

意境“哲理意蕴”的审美心理基础

在现代艺术意境界说中,“哲理意蕴”说以“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界说意境的内涵,立足民族的传统美学精神对意境的哲学层面进行阐释,是意境内涵系统中最具形而上意味的界说.“哲理意蕴”说提出的根据是多方面的,主要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中整合超越的审美知觉、感物即兴的审美能力以及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三方面,粗略地考察意境“哲理意蕴”的审美心理基础.     

从境界的审美设定看王国维艺术哲学的逻辑生成

王国维的“境界说”美学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哲学。作为一种广义审美文化形态的“有意味的形式”,“境界”范畴是本体和现象的统一,即美本身与美的显现和表现的统一。本文从艺术本体论和审美辩证法两个方面,说明了王国维艺术哲学的基本特征;从现象本体化和本体现象化的双向反馈中,逻辑地考察了这种艺术哲学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论施莱尔马赫的美学

作为“西方19世纪精神教父”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不仅把神学推向了现代,使之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他的美学也是作为解决现代性的精神困境而提出来的,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美学表达,他把美学定向为在“伦理学中探寻艺术活动的规律”,也即在人类文化的自由创造领域领悟艺术活动的地位,首次确立了美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艺术的自由创造并非只是为了创造“同一性”,而是表现为民族的差异性;艺术品表达的是事物的“内在形象”,艺术的真实性也需从“内在形象”上去把握,艺术家的灵感和沉思是“睁着眼的梦境”,这些都堪称西方美学上的新创见。     

试述本雅明的“艺术史”观

本雅明并没有明确地论述过艺术史,他所阐述的艺术史,实际上是他关于影像(摄影、电影)理论的思想。通过梳理"艺术史"与"拱廊街计划"的关系,找到了统领本雅明"艺术史"写作的主题,即现代社会的转型对人的感知方式及艺术的功能属性的影响。本雅明的"艺术史"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变迁、技术演进的艺术发展史。     

“理性”的辩神论──《浮士德》历史主义初探

卢卡契根据海涅所说：“随着浮士德的出现，中世纪的信仰时期结束，现代批判的艺术时期开始了”，把德国哲学的古典时期称为“艺术时期”。在这个艺术时期里，随着人在艺术和美学中的地位的提高，人对神的关系愈益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理性的辩神论──用理性辩护上帝，那么，歌德的《浮士德》则是在人性上证实了上帝，也是一种理性的辩神论。歌德提出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主题—一拯救人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拯救人的灵魂，以使人性完善，达到理智与情感，道德与行为，精神与感觉的统一。关于浮士德博土的传…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     

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范式转换及其内在逻辑

自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提议始，相关的知识生产便呈逐级递增之势。舒氏“身体美学”思想恰如身体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期然地联结起了传统与当下两种不同的身体美学研究范式。如果说舒氏身体美学及其之前的身体话语研究是对西方美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传统的解构与超越，那么后人类时代的身体美学研究则是对身心统一的技术化践行与反思。因此，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变革，即由在二元论框架内展开的以思辨为主的知识言说方式，向科技与人文大融通的“反身性”言说方式的转变。这种身体美学研究范式的位移，更新并重塑着我们的知识地图，让我们对“自然人”与“技术人”的本质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为当下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路径。     

崇高:基督教艺术精神

崇高作为基督教艺术的美学精神在基督教音乐、建筑、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得到充分地表现。基督教艺术的崇高属性是人类在现实的苦难中追求精神力量并在艺术中加以颂扬的结果,也是对人类的认识对象由自然客体转向主观精神时所得成果的艺术表现的结果。以精神力量为描写对象是基督教艺术表现崇高的美学精神的根本特征。基督教艺术也因此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由·必然·本体：徐訏“反思文学”的聚焦--兼议其哲理路径与空间构型

徐訏创作是“反思文学”与哲理的“艺术直观”,其精神聚焦在于人性自由与存在自由、对必然性的追寻、拓展生命与求索宇宙本体,归根结底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徐訏创作中求索自由的两条路向是由康德指示的,但徐訏以多重自由观打破了康德局限,且有极其先锋的表现。此外,徐訏文学话语空间呈现出“揭批系统—创化系统”的构型,系统中出现复调主题、“我—你”模式、“跨国生存空间”结构与“宇宙空间”,是“有自由意味的宇宙形式”。     

艺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

传统美学抽象、封闭、单一论域的研究范式已无法对消费文化形态中艺术多样化生存选择做出阐释。当代文化的审美转型要求我们从传播的视角思考审视人类文化中的艺术现象,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的新的“艺术—社会”研究方法。于是我们必然要把艺术也视作由主体人所参与的文化交往活动,将传统美学中抽象的“艺术”概念还原为审美信息在特定具体的文化情景中的传递与持存,研究“艺术惯例”基于不同时代的生成过程,从而在与生活实践相联系的“自下而上”式的描述中凸显艺术在文化中的生存样态。     

语言的狂欢与心灵的痉挛--胡宽诗歌论

胡宽1988年及之前的诗作中，语言的狂欢通过“鼠”意象的大量描写营造出来，“人鼠合一”的背后是人之精神混乱的局面。从1990年开始，胡宽诗作中“鼠辈横行”、语言狂欢的现象渐趋平静，胡宽开始借用一系列宗教性话语来表达对当时社会语境中人之信仰缺失的忧虑以及对拯救灵魂的呼唤。胡宽虽未进入“朦胧诗”“第三代”等诗潮建构起来的“大诗歌历史”，但他却用一己之心灵书写了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小诗歌历史”，他的诗作体现了语言与精神的相互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