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外之意的物质基础和心理机制

在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史上,言外之意很早就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追求、审美创作原则和标准而屡被论及。最早提及言外之意的恐怕是刘勰,他提倡“文外重旨”,主张“义生文外”,从而达到“余味曲包”的表达效果。在刘勰之后的历代诗话文论中,言外之意便被视为文艺创作中的自觉追求而常被提及。比如司空图称之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解之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皎然称之为“两重意”;苏轼也大力提倡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其后的梅圣俞、王夫之、刘大魁、沈德潜等也对言外之意作了大同小异的阐说。值得注意的是,古人都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论析言外之意的。本文拟从语言学角度浅析言外之意的物质基础和心理机制。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论《文心雕龙》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改造

《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一直是“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刘勰的文学思想立足于儒家，同时兼收并蓄，吸纳了子学中的思想精华，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刘勰浸润至深，为刘勰建构文学批评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刘勰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论与审美论背后都有对老庄思想的吸收，刘勰在“折衷”的学术态度之下，对道家思想进行了转化与改造，从而拓展了其文学思想的哲学深度。从子学的视域下重新梳理刘勰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不仅能够让我们看清刘勰思想的理论谱系，也能重估道家思想在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价值。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从《文心雕龙》风骨论中看王弼周易注的辐射

风骨论不仅是一个影响甚大的批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审美价值观念。刘勰系统阐释之后,这一概念就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从而由原本体现士族精神与玄学意识的人物人格形象品藻,逐渐转变为刘勰原道宗经立场的文论思想与文学主张,使风骨论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儒家文化色彩,而与人物品评异趣。此种体现玄儒汇通化成的学术观念与文化思潮,其中暗涵的《易经》及传注影响,对深入探寻刘勰风骨论的文化底蕴,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情感符号中的审美人格——《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品》有相近的情感符号：声律、夸饰、事类；又有相异的运动结构：刘勰以总论一枢纽一割情析采构建著作理论体系，钟嵘以三篇序文和60篇评品文章构筑著作结构。同时，情感符号扣理论结构蕴含文艺家的审美人格：刘勰追求“重旨复意”之无我，钟嵘崇尚“无极动心”之无味。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谈古代文论的作家之“气”

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概念,如神、理、气、韵、意、象、风、骨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气”。在古代文论中,“气”几乎无处不在,许多重要问题都与“气”有关,都用“气”来表述,许多重要概念如神、韵、风、势等都要联系“气”才能解释。但“气”又是古代文论最复杂的概念,它内涵丰富、涉及面极广,在很多情况下却又含义模糊、意旨源俄。因此,由之而形成的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既非常重要,又常使人难以准确把握,成为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难题。但大体说来,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可以概括为自然之气论、作家之气论、作品之…     

“解镫”：从诗格理论到赋学批评

“解镫”源于生活现象，过渡到军事术语，有解除马镫暂歇、延缓之意。后经诗论家撷取其延伸意于诗学病犯论中，旨在厘正五言诗创作节奏板滞、韵律单一的弊端，“解镫”成为初唐颇具影响的批评理论。随着科举试赋盛行，“解镫”由诗格范畴向赋学批评迁转，变成律赋创作中用一联隔句对解决两个限韵字的特殊形式。“解镫”韵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赋学创作中呈现出较强的指导性与实践性，为律赋实现声韵与节奏的谐协提供了理论支撑，进而推动律赋的发展。唐抄本《赋谱》是最早探讨律赋“解镫”韵的赋格论著，标志着“解镫”由诗学概念进入赋学范畴。     

扬雄文学“明道”论之内涵及其对刘勰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扬雄继荀子之后提出“明道”论。在扬雄的文学思想中,明道、宗圣、尊经是三位一体的,其“道”是指“天道”或“天地之道”。扬雄与刘勰在论文上有深度的契合,他们皆依孔圣立言,而且后者常以前者之观点为论文之准绳,二者在文学思想上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刘勰论文重“原道”,其“道”既是天地之道或自然之道,亦是儒家之道,三者异名而同义,并无根本之冲突,其理论渊源正是扬雄的“明道”论。扬雄、刘勰的“明道”论,是儒家思想尚未教条化之前的创建,是关于文学本体意义之建构,与儒家思想教条化后的道学家创建的“载道”论有本质上的不同。     

陆机《文赋》几个问题的理解

陆机《文赋》论物、意、文的关系,创作前的准备,有些问题需要更为准确理解。比如“物”,既指具形的自然之物,又指抽象事理社会事物。所谓“意”,既指构想之意,又指直觉感受之意。论物、意、言关系,来自创作经验,也与玄学言意之辨有关。比如“伫中区以玄览”,指以空明坐忘的体道心境处于天地寰宇之中,人世万物之间;“倾群言之沥液”,指调动所有的艺术修养;“抚四海于一瞬”,是说要有巨大的艺术容量;“信情貌之不差”,指谋篇布局的貌,要和需要表达的感情相一致,等等。     

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试论《文心雕龙·诠赋》的理论价值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至汉代而特盛。据班固记载,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的进御之赋就有千余首。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批评的兴盛和理论的拓展,汉魏以降,论赋之言日见其多。刘勰之前,已有不少论赋文字见诸文史典籍。但大都是零缣断简,片青只语,均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弊。而求其能“弥纶群言”,“擘肌分理”者,当首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诠赋》集前人赋论之大成并加以发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篇全面探讨赋     

略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和谐文化观

刘勰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文艺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刘勰一生著述颇丰，见之史书著录者有《文心雕龙》、《文集》、《刘子》以及众多的碑文，随着近现代《文心雕龙》学的勃兴，对刘勰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越发深入和拓展。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说过：“人知‘文刘’而不知‘哲学’久矣，虽有辨者，用力不足，难排众口”。     

中国文论[艺论]三昧篇

本文内容是研治《文心雕龙》，而取《风骨》篇以为核心重点，加以阐释。以《风骨》为主题的论文固自不乏，但本文有其自己的观点，例如名家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皆以为“风”即指“情”，“骨”即指“辞”，为一般学人信奉，而本文以为尚待商榷。著者为解说“风骨”，涉及了陆机《文赋》与曹丕《典论·论文》，用以寻其真源，而且，并不局限于《雕龙》本书本篇之内（如黄、刘之方法），是其特点之一。其次，著者又旁征于六朝时代之画论精义，以与刘勰文论相为印证发明，于是“风”之本来词义，豁然得以昭晰，亦即不为“文论”本科所局限，此其二。再次，为解中国文论艺论何以特重于“气”，著者又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层次，阐明了中国诗文书画传统术语皆用“写”字的要义，指出“移写论”与“摹仿论”之貌似而实殊的要紧一义。此其三。凡此，于治“龙学”文论，应有相应的切磋价值     

《周易》哲学命题的文论意义

《周易》提出的很多哲学命题如"观物取象"、"情见乎辞"、"言有物有序"、"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言不尽意"、"立象尽意"、"旨远辞文"、"言曲而中"等,在思想原理上与古代文论具有相通一致性,因而,这些命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论意义。《周易》哲学命题的文论意义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论、通变发展论、艺术表现论、审美特征论等方面。     

从言-象-意到文-象-意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象-意关系脱胎于道家思想中的言-象-意关系,老子的"无名"论、庄子的"得意忘言",在魏晋时期的刘勰那里被引申为文、象、意彼此贯通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典文论以及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学实践中,充分展现了文-象-意之间的相互交融与彼此依存,蕴含着一种整全式的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阐释方式以及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特征。     

论刘勰的文学语言观

刘勰的文学语言观包括五个方面 :一、文学语言是渗透主体性的审美语言 ;二、文学语言有“写形传神”、“神形兼备”的特点 ;三、文学语言是一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语言 ;四、文学语言富有强烈的情感和想象 ;五、文学语言能在视听感觉上给人以审美愉悦     

《苻子》文学价值刍议

《苻子》是堪与《世说新语》相比美的北朝氐族文学的代表作品,却长期被忽略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文章对《苻子》的文学价值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苻子》以“传神”之笔塑造人物,充满“玄韵”,是对《庄子》“写意精神”的回应;《苻子》突显了北朝士人风神闪现的“耀眼的片刻”;《苻子》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往往用一言一行即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彰显出审美叙事的魅力,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苻子》产生于向来被认为文学无甚可观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之手,更有其珍贵的文化史意义。     

意感偶生 假类毕达——对中国古代创作方法理论的一点认识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创作方法的论述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陆机作《文赋》是自以为得古才士作文之用心;刘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也是言“为文之用心”.他们所说的“用心”,正是创作过程中的具体方法,而他们的论著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的.至于文论史上的大量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理论的篇章,大都结合某一作家或作品的创作实际而谈,其中就更不乏有关创作方法的真知灼见.由此看来,古代理论家们十分重视对创作方法理论的探讨,他们探索、总结出的一套创作方法论是整个古代文论的核心部分.清代词论家周济在谈论作词要领时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意感偶生,假类毕达”.虽是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