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的状元

苏州府“在顺治初,因明制,州一县七。雍正二年,升太仓为直隶州,割崇明、嘉定属之。又析长洲置元和、昆山置新阳,常熟置昭文、吴江置震洋。乾隆元年,又设太湖厅。光绪三十年,设靖湖厅,隶府”共领九县二厅。清代苏州的状元,长洲县七名、吴县七名、市熟县六名、元和县三名、昆山县一名,计有二十四名。另有嘉定县一名,因为王敬铭(嘉定县人)于康熙五十二年考取状元时,嘉定县尚“属苏州府,”故清代苏州府总共有二十五名状元。     

清代苏州的状元

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止,正恩会试112科。苏州府考取了十三个会元,二十五个状元,六个榜眼,十二个探花,状元数占全国的22.5％,为全国各府之冠。关于清代苏州府在会试中考取的情况,根据《清秘述闻》等书的记载,介绍如下: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十五年丙辰科、十八年己未科的状元,为长州韩菼、彭定求、常熟归允肃所蝉联。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袁宏道诗歌文献的文化学考察

明代苏州府城附郭有吴县与长州两县.苏州府,苏州巡抚驻节之地和苏州府府治所在地,吴县、长州县治也设在府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十三年令吴,为官二载,卸任后游吴越年余.期间作品,分别辑入《锦帆集》与《解脱集》,此后又有一些追忆吴门篇什.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映现出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     

苏舜钦生卒、籍贯考

苏舜钦字子美,北宋诗文革新的健将之一,有《苏学士文集》16卷传世。晚岁谪居苏州,曾置园为沧浪亭,故其集又以《沧浪》为名。关于他的生卒及籍贯,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年里总表、文学史著作和苏舜钦年谱,并作“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其实苏舜钦乃开封人,先世尝居绵州盐泉县(今四川绵阳),亦非梓州铜山人;生于大中祥符元年云云,亦系大中祥符二年(1009)之误,兹考辨如下。先说生卒年。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1)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2)大力提倡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又有1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至明清共有2 728名学子进士及第,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1)重视思想教育,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2)提倡学术研究,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

借助光绪《江西通志》所载清代中期江西分县户口数据与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江西分府户口数据进行对勘 ,依据判别文献所载户口数据真伪之若干原则 ,并加以修正 ,复原乾隆四十一年 ( 1776年 )及道光元年 ( 182 1年 )江西分府人口。应用的户口数据判别原则和修正数据的方法可以为其他地区类似的工作提供借鉴     

1708年江南饥荒的政治经济学

以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05-1708年)江南太仓直隶州、松江府饥荒为对象,探讨当时的粮食价格涨跌、政府赈济措施及地方各种集团的应变之道,思考18世纪初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     

镇江两方与江南运河商运有关的碑刻研究

镇江市中华路京口闸遗址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一方与江南运河商运有关的示禁碑刻,系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米豆商人为禁止镇江府丹徒县不良船户勾结苏州府枫镇的地棍在航运途中盗窃商人货物而集体请求官府竖立。京口驿遗址出土的一方示禁碑刻则是顺治十一年(1654年)时纸布商人为避免船过苏州、京口时货物被抢而请求竖立。这两方碑刻反映了清初镇江的商业繁荣和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     

试述齐齐哈尔达斡尔族的迁徒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少数民族。据国内外有关专家考证，达斡尔族为东北古老民族契丹人的后裔，早在13世纪初，就居住在黑龙江北岸。清朝初年，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族开始大批南迁至嫩江流域，齐齐哈尔是南迁的达斡尔族聚居的重要地域，从此这里成为达斡尔族的第二故乡。本文试就达斡尔族迁徙齐齐哈尔的原因、经过及部分外迁的情况加以简要论述。一、达斡尔族迁徙齐齐哈尔的原因达斡尔族13世纪初居住生活在黑龙江流域西起石勒喀河，东越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直到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牛满江(今布列亚河)，北到外兴安…     

试论梅尧臣和苏舜钦诗歌风格的异同

<正>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城人(今安徽)。苏舜钦(1008年—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四川中江)实生于开封。梅、苏是北宋中期的两位著名诗人,他们在北宋诗坛上均享有很高声誉,以苏梅并称。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他们的好友,常以诗唱和,欧称梅为“诗老”,赞扬他“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对苏舜钦则称其“名重天下”,“天下之士闻其名而慕,见其所传而喜,往揖其貌而竦,听其论而惊以服,久与其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南宋的刘克庄则称梅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而陆游《书宛陵集》后则评梅为唐代李白,杜甫后的第一位作家,有“突过元和     

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儒学学校发展轨迹：最先出现的是边地卫所治下的特殊社学，它们虽以“社学”为名，却表现出明显的官办特征，教学内容具有边地和军事特点，更近于官办儒学形式；继之是军民指挥使司儒学，显现出府州县儒学与卫所儒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以其灵活性兼顾到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治所的教育需求，但规制相对不完备；最后是府(州、县)儒学，它突破了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学校形制的整齐化。以永昌地区为代表的边地学校体制的演变之路，显示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儒学以教化百姓为起点，且政策灵活、形制多样，最终实现了改易风俗、发展文教的多重效果，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

冗官不是宋代独有的现象,但在宋代表现尤为突出。宋代冗官问题集中表现于机构设置(以县为例)太多和户口数与官员数对比值太小两个方面。在两宋时期,冗官问题发展过程是,始现于太宗朝,蔓延于真宗朝,而恶化于仁、英两朝,缓和于神宗朝,泛滥于哲、徽宗,造极于南宋之时。在宋朝各路,北方地区冗官问题比南方地区普遍严重,而经济落后地区(如利州路、梓州路)往往是冗官问题的“重灾区”。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歙县有人提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由此引发一场歙县和徽州府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最终在1577年发生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颠覆了阖府认同。在各级官府的干预下,人丁丝绢事件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彰显。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主要是府或县)上生成,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人丁丝绢事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则它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只能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183;吴书&#183;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     

汉学向玄学的过渡——以郑玄的太极观向王弼的过渡为例

战国晚期,《道德经》的生成论被《鹖冠子》《吕氏春秋》所继承,两者又把“道”具化为元气,完成了老、易的对接。《淮南子》则试图在“元气”之上建构一个“绝对的无”,形成“宇宙生元气”的“无生有”的架构。这种生成次序在汉代学者那里延续了几百年,直到郑玄注《乾凿度》才发现从“绝对的无”生成“浑沌之有”的困难——太极元气不能由“不见气”的“太易”生成。为解决这一难题,郑玄另辟蹊径:用庄子的“自本自根”的本体观念来阐释,于是太极元气的生成变成了“自本自根”“忽然而自生”。这样,郑玄的宇宙论就有了两阶次的生成模式:(1)万物有生成次序;(2)元气本身没有生成次序。顺着元气的生成模式进一步发挥,把它运用到万物上,就自动形成一以贯之的独化论体系。郑玄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王弼完成了最后跳跃。由元气的忽然而自生,转变为万物的独化,只是一个推衍的自然过程,由一点发挥到整个面而已。元气之上没有造物主,推之,每个物之上也不会有造物主。物物之间没有了生成关联,也就没有了其他的关联,每个物都是“独”而“化”,因为物内在的“玄无”成了物自足的根本与源泉,万物就变成各自孤独而自足的存在。“忽然而自生”就自动转变成“独化”。王弼删汰太极元气说,消除万物生成之母,继承了郑玄第二套思路,把“忽然而自生”又推衍到万物上,取消了每一物之上的生成之母,汉学开始向玄学过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