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治与国际实践的互动——2014年国际法学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全球治理的主张之下,对国际法治与国际实践的互动作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分析,将有助于指引当前时代主导矛盾的解决,推动安全、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应对国际实践中出现的前沿问题以及完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中国立场。结合新近国际实践,目前主要有以下五个研究角度。一是对菲中南海争端仲裁案,学者们从仲裁庭的管辖权、请求的可受理性、中国的应对策略和菲律宾的政策选择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法律与政治因素,生动展现了国际法治与国际实践的互动,充分表明国际法治是讨论国际实践有益的理论源泉。二是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失联事件真相的追踪和法律的分析。涉及对国际航空公约的适用、信息的公布、航空器失联后搜寻、事故调查与索赔问题的研究以及建立非传统安全领域和人道救援领域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探讨,体现了国际法治与国际实践的相互交融。三是从棱镜门事件延伸至对网络信息安全,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的边界以及网络攻击问题的思考,凸显国际实践的新动向及其对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提出的新挑战,使国际法治与国际实践的互动更具紧迫的现实意义。四是围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对试验区的理念、功能定位、立法工作、管理模式及其金融创新和司法保障等方面的探讨,为国际法治增添了新型的实践研究方向。五是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为启示,思考国际法治与国家立场的相互关系,推动中国在国际法治与国际实践中自主性立场的发展。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以藏族习惯法为个案

按照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研究者应从经验事实和注重多种本土法学资源的实际效能出发,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的关系问题,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本土法学资源协调发展的个案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关系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可行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和谐社会建设的国际影响

福利国家为了本国的经济福利必然产生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在建立一种福利国家。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建立在依靠自我的基础上的,而且努力减少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资源上的竞争。本文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国家过程中的对外扩张与掠夺政策,分析中国在建立和谐社会进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国际作用,从而指出这种社会发展战略的和平主义倾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国际反垄断法对国家垄断的规制探讨

国家垄断是国际反垄断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之一。为协调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家经济利益的关系，国际反垄断法既要对妨害国际公平竞争的国家垄断予以限制，也要对一些特定行业、特定情形和特定国家的国家垄断予以豁免。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民主化与开放化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治理从学理上本质地揭示了平等、民主、协作、参与的时代呼唤。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一直制约在工业时代的思维范式中寻找改良方案的做法不但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陷入一个风险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主张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新范式--参与式治理,在厘定参与主体生态位、调整治理结构、完备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社会化、维系动态平衡、巩固治理成效等方面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结合我国的治理实际,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