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     

《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称谓翻译及其差异探究

文章通过对《红楼梦》两部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称谓翻译的研究,探讨并说明《红楼梦》的两位译者之所以在称谓上采用不同的译法不仅仅因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且还与译文的翻译目的、预期读者以及翻译环境有关.     

“爱笑”凤姐的笑态艺术特色与霍克思的细节显化翻译

以《红楼梦》前80回中凤姐重复和模糊的"忙笑""陪笑"和"冷笑"三种笑态为例,从直译、功能对等的阐释和锦上添花式的增译三种显化英译策略,论证大卫·霍克思采用细节显化翻译原则英译《红楼梦》的体态语。通过霍克思具体清晰地英译三种笑态,得出霍克思采用细节显化翻译原则取决于译者专业汉学家身份、译者翻译目的、《红楼梦》小说本身因素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霍克思显化解码隐藏凤姐笑态背后的含义,让英语读者成功地理解东方文化下人们对自身和社会认知机制及心智活动过程。对霍克思版《红楼梦》凤姐笑态英译进行分析,也是解释不同民族与文化非语言交际单位的一个重要来源。     

文化视角下红楼梦的委婉语翻译

翻译是基于语言转化的跨文化交流。《红楼梦》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的委婉语应用得较多,适用于不同的语体、场合、感情色彩和人物身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斑斓色彩。本文将从从文化视角透视《红楼梦》中委婉语的翻译,讨论译者是如何在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委婉语的。     

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的积极影响

翻译界常言的“诗人译诗”之说实际上预设了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翻译本质的分析揭示出译者多元身份的必要性,并以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个案,阐发了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理解与表达的准确性、文体风格传达的贴切性和重构译文经典性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文章选择《呼啸山庄》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文本,从词汇、语态以及会话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译者性别对文学文本翻译的影响。分析表明:译者的性别与译者的文化身份一样会对翻译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性别的译者对于异性话语的“性别化”处理。       

文学翻译规范下的译者主体性

本文以吉迪恩·图里的文学翻译规范为理论基础,以杨译和霍译对《红楼梦》中典型颜色词＂红＂的文化差异翻译为个案,揭示了文学翻译规范下的译者主体性是产生风格迥异译作的根本原因。     

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探微——《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评介

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艺术成就很高，引发了很多研究。范圣宇的英文新著《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旨在考察霍译艺术胜境的生成基础(译者的汉学素养与版本校勘)、具体表现(翻译中的音、形与风格、玩趣与想象以及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引用)和生成过程(基于翻译手稿等一手文献的翻译修改),挖掘霍译本身的艺术与审美价值。作者在书中论及或躬行的很多理念与方法颇有启发价值，如翻译生成研究、以经译经的理念、翻译游戏观等。作者长期沉浸在霍译《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通过反复的译文细读以及对霍克思翻译手稿、翻译笔记等一手文献的通读，再加上校勘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的经历，造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红楼梦》翻译研究专著。     

译者介入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

对比和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实例,从译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审美想象的不同运作以及译者文化取向等三个方面,揭示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翻译效果,使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从而对译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等效角度看《红楼梦》中习语的翻译——杨译版、霍译版《红楼梦》习语翻译之比较

《红楼梦》包含大量的习语,习语承载着一门语言独有的文化信息,所以这些习语为原著增色不少。文章通过对霍译版《红楼梦》与杨译版《红楼梦》中习语的英译进行比较,探讨习语的翻译要点;进而指出,译者只要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不管采取何种翻译方法都是可以的。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     

文化·操纵·翻译的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给我们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还体现着文化的操纵和翻译的暴力。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的流向,以及翻译的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发现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但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文化交流中,最佳的状态是交流各方达到“共赢状态”,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转换语言,而且肩负着跨文化传通的任务。     

哲学视域下译者的社会心理研究——从翻译的认知转向谈起

认知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更多地注意到译者的语言认知和双语转换机制,但对译者的“非语言认知”如社会认知和文化认知却关注不够。然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体验哲学还是现代主体性哲学抑或是翻译学科框架的本体论哲学,都为译者认知研究的社会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认知范式下的译者研究,不仅应继承文化范式下对译者主体身份的关注,而且应从跨学科角度借助社会心理学来考察译者的群体身份和社会身份。       

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分析《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应当尽力避免。     

《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译者的翻译决策研究

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然而目前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翻译决策)及其相应的制约因素的研究尚嫌不足。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以语篇分析为基础,从原文分析、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分析三个方面,运用翻译规范理论,深入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及受制机制,以期探讨该研究对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的实用价值。     

认知在翻译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翻译的过程主要为理解和表达的过程。要正确理解原文的含义或作者的意图, 就得依赖于译者的认知在原文语境中进行判断和推理;恰当表达原文作者的意图, 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神似与形似的表达效果, 取决于译者对译入语读者的语言和世界知识结构认知程度,因此译者认知能力的培养在翻译实践中至关重要。     

译者主体性和英译《狄公案》的选材

本文旨在从选材过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高罗佩在翻译《狄公案》时对译语文化和译文读者的关照。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英汉两种语言符号及其深层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译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译者应根据等效的翻译原则和英汉双语转换的不同情况利用直译、意译、阐释等灵活的翻译手段来处理翻译中遇到的文化背景方面的问题     

文化专有项翻译与译者的文化选择——以《红楼梦》英译本“红”字的翻译为例

文化专有项翻译从来都不是语言层面上的简单转换，译者在文化专有项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文化建构的能动性。如《红楼梦》两个经典英译本中“红”字的翻译，霍克舍弃了“红”字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将其换成了英语国家人们所熟悉和能接受的“绿色”和“金色”，而杨氏夫妇在翻译“红”字时基本采用直译来保存“红”字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意蕴，就显示出不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