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共和国--关于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的思考

共和国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其生命在于融入公民的生活。共和国不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符号,它不仅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更是一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的政治价值体系与政治生活方式。共和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和平的状态中共同生活。共和精神的实质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平等权利的尊重和对多样价值的包容。共和国是通过公共权力来实现共和的政治组织形式,它建立在平等的公民身份基础上。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平等、参与和分享,意味着社会公众能够通过民主与法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有在国家尊重、保护与善待公民的前提下,公民才会认真对待规则、公共事务与政治共同体,形成守法、参与和分享的生活方式,养成理解、尊重与爱戴共和国的良好社会风尚。认真对待共和国,就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共和国的统一性与长治久安。维护共和国,就是维护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维护公民平等协商与合作共享的生活方式,维护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协商民主：一种增进社会和谐的政治模式

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急剧增加,不断涌现,对于政治这一社会价值权威分配功能提出重大挑战。如何更好发挥政治国家对于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公平与正义,最终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笔者认为,协商民主模式是一种有效增进社会和谐的选择;党的执政理念革新与发挥体制内外的协商民主机制是增进中国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但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分层与利益格局的调整,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我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多。发展以平等、自由、理性、共同协商为特征的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整合民意,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协调利益冲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激发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协调多元化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协商民主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选择。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培育公民社会、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社会。     

化解利益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仍然有利益矛盾与冲突,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利益矛盾具有必然性,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利益矛盾问题,是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前提条件.化解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和谐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化解重在机制建设,一个结构完善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解决机制能够协调、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差别,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形成.     

寻找失落的革命精神:古典共和主义的理路——读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与目的论历史哲学家不同,阿伦特将革命视为一种具有"开端启新"潜质的断片的历史现象,因而乐于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揭示被历史必然性遮蔽的革命精神,表达自己所服膺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观照之下,阿伦特看到,由于社会问题介入革命进程,致使法国大革命偏离了其最初的自由立宪政治目标,也使人们对现代革命(包括美国革命)的理解,陷入历史必然性的窠臼.同样地,也正是社会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介入,革命者就用具有绝对主义特质的人民原则代替分权制衡的共和原则,致使革命以自由立宪始,以君主复辟以及政体的反复更迭终.而美国革命则"幸运地"遵循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实现了自由立宪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革命后遗落了共和政治所需的广泛的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之真谛的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因此失去了依托,属于社会领域的私人幸福取代了公共精神,最终也失落了革命精神.     

论辩式民主及其价值

论辩式民主是菲利普·佩迪特在共和主义强劲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观.这种民主观立基于共和主义的传统论辩资源,以无支配自由和公共利益为旨归,以“论辩”取代“自主”、“同意”、“聚合”等理念,突出民主的协商性、包容性和回应性,为重新审视自由与民主关系、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独特视角,对克服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弊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共和主义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所倡导的高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等理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特别是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共和主义核心价值与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与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复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偶合性联系。公民德行复兴的本质是道德重新回归政治,是当代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缺乏共通性而难以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语用学"来重塑人们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理论、话语理论和商谈理论"三位一体"的讨论,哈贝马斯完成了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从"对话"与"商谈"的角度来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独特思路和路径,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各方面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全新视野.     

阿伦特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反叛与回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都是为挽救或缓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提供理论"修正和护航"的。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作为对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独特的理论反省,提出了与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回归政治"的拯救之途。在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的是现代人的"消极自由",而阿伦特主张的是古代人的"积极自由";在如何对待共同体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建构的是"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而阿伦特建构的是"个性显现的共同体";在如何对待共和精神的问题上,共和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反映和维护自由主义精神的现代共和主义,而阿伦特则追求通过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来重新"理解"和"修正"现代共和主义。     

协商:化解公共冲突的一种基本方式

协商对于化解公共冲突具有显著的意义,它不仅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化解公共冲突的有效手段,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不少公共管理者在观念上不想协商,在手段上不善于协商,也缺乏协商所需的必要的社会氛围,这给以协商化解公共冲突的方式造成很大阻碍。公共管理者应当树立协商是化解冲突首选、是必须的"规定动作"等观念,要尊重民众权利、习惯平起平坐,防止先"定调子"的协商。     

扩展共同利益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和谐。而利益关系是人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与冲突是社会历史现象。消解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把共同利益植根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本质,通过扩展共同利益的社会空间,协调利益矛盾。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妥协机制与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不公平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实现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化解、缓和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手段以外,妥协既是一种实现利益公平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协调与缓和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并且妥协具有内部性、自愿性、低成本性和彻底性等优势.     

对构建政治民主化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这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与“和谐”相对应的法学范畴是“平衡”,它主要体现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的相互谐调,互补互动。建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化解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一冲突的阶级性实质是权贵资产者阶层与工农弱势群体的矛盾与对立,而建构公民社会则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动力。     

公民与修辞——兼论昆廷·斯金纳的公民理论

公民理论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大多共和主义理论都赞成最广大公民的直接参与,斯金纳则指出:国家要共和首先要有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要达致国家的共和除了要有传统的美德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理性与修辞。斯金纳认为,一方面共和国的领袖门需要掌握必要的演说技巧,高超的演说能力,以说服大众公民接受有益于公共事务共同之善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要具备充分发展的理性来识别和判断领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能通过自己的修辞和演说能力去发表自己的主张。     

共产党人的首要价值追求及其实现路径分析——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

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争取、维护和发展人民民主都是其首要的、根本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以民主推动民主的发展是基本的路径选择,它虽然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却未达到其与社会主义要求相适应的程度;构建“大共和”即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统一战线组织、执政党与参政党、国家机关与社会各界之间在管理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务基础上分工合作,相互协商的新型共和制,是弥补民主推动民主路径不足的理想选择。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

民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因而民族的道德理念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支柱.本文就政治的合道德性来解读民主政治,进而思考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西方民主政治的道德前提是自由、平等,但在西方自由民主框架内,自由与平等具有内在的冲突,导致公共生活式微与道德丧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高扬公益政治、道德理念,建设和谐社会,也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实现更加均衡对等的平等,实现公民和国家的自由一致,建设更加人道的共和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