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的社会根源探究——以儒家“忠孝观”视角

中日两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文化共性的背后却隐藏着本质的差异。文章试从儒学的“忠孝观”着手,通过对两国“忠孝”文化差异的比照,认为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日本是封建本位的社会,两种社会类型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儒家文化差异的社会性根源。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中日“七夕”习俗比较——从原始形态、衍生过程到文化内涵

节日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信仰,亦体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它描绘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信仰、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七夕”节日习俗的基本形态及其衍生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探讨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传承接受的基本态势。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的“般若…     

论邓小平育人观对孔孟儒学育人观的吸纳与升华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全面认识我国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于现代育人工程，就很有必要对邓小平“四有”育才观与孔孟儒学“八日”育人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探索孔孟儒学“八目”育人观与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之间的民族文化联系，有助于加深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本文对邓小平“四有”育人观与传统文化的承接作了探讨：认为邓小平育人观将孔孟儒学育人观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行透析和诠释。本文从实现胡锦涛总书记“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理论高度，为高校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供理论探讨。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分类总目次

作者篇名期页【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意识从小说创作看美国性伦理与政治意识间互动的演变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形式文化“送去主义”与和谐世界建设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文明整合与CHINDIA“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儒学的日本化与江户汉诗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中西文化差异与儒学的与时俱进西方感知现象学与中国感物说斯塔罗宾斯基:批评的轨迹与阐释的循环【“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笔谈】适应全球融入内地——香港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繁荣回归后香…     

“江户时代与中日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略记

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年之际,由上海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筹办的“江户时代与中日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于8月18日在上海囹书馆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以日本国东海大学文明研究所所长渡边兴五郎教授为首的一行,中外学者40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围绕长崎在中日关系中的历史和文化地位展开报告和研讨的。具体按如下六个专题分别报告和讨论：一,中日两国的儒学及其比较;二,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现;三,天主教…     

中日酒文化比说

酒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者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由于酒文化受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酒文化在酒名、酒德、酒礼等饮酒习俗上存在着差异。通过中日酒文化的对比研究,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酒文化的特征,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儒学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兼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前几年高喊“全方位移植西方文化”,“整体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可是科学终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单靠激情与冲动,是无法推动我国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为了尊重科学与历史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通过中外的历史,来考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目前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论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在儒学的外衣包裹下,表达的却是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核。正是凭借载体性,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

当前的“国学热”是要求重新来探讨、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不是“复古”,而是要向前进,要对全世界、全人类在文化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无疑应该是儒学,要振兴中国文化儒学当然是重点。《儒藏》这项标志性的事业,就是“蜀学”传统的再次弘扬。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 ,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 ,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 ,使他们“激情评判”中不能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 :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儒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 ,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学———儒教 ;批判的锋芒并非指向古人 ,而是指向今人 ;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 ,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 ;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 ,而是抨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 ;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 ,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太谷学派"圣功秘诀":"心息相依"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民间学派,其学自称“圣功”,而以“心息相依”为圣功要义和“秘诀”。它来源于南宗道教“性命双修”,太谷学派据此重现解释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而主要是重新解释儒学,给传统儒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赋予自己的特别内涵,从而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思想体系。     

从血缘文化看中日语言亲属词汇的差异

中日两国尽管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权家长制的“宗族”(日本为“同族”)文化传统,但由于各自传统文化中对血缘关系的不同态度,即中国重视血缘的直系与旁系的划分,日本则轻视旁系血缘,导致中日语言亲属词汇体系出现较大差异。     

评“儒学复兴”──兼论“儒家资本主义”及其他

儒学已死，并且看不到近期复活的迹象，因而“儒学复兴”说是误用词汇和幻象。经济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文化发展．分析表明，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不是儒学，而是民族文化传统。儒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典籍、论著等“死材料”有些还能体现活着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化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全国确立普遍的规范体系，而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很难生长出这样的规范体系。最后指出，中国文化的本性不具扩张性、进攻性，驳斥了“儒家文化的攻势”说。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

100多年前,中日两国前后出现了各自的文学史。中日两国近代国别文学史的建构是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国民国家”意识的产物。“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受当时西方强势文化的促迫,而且是以日本为参照系,借鉴了日本笹川临风、古城贞吉的两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的(1898年出版),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中日文学、文化的互动性,这是中日文学、文化交流从古代型进入近代型的一个突出特征。中日文学都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貌,是个动态的构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中日文学既有其共同性,也明显地存在差异,尤其在“意识形态性”上十分突出。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兼容并蓄”性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