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科学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并兴盛一时。中国的科学主义者在传播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有两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维新时期的科学启蒙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二是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借用"科学"旗帜来宣传唯物史观。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科学文化的演进与管理理念的变迁

"科学文化"是由科学方法论、价值和世界观等方面的输出造成的.很多在近代科学发生时期不属于科学的学科现在都成了科学,这是科学文化导致的结果之一.但新兴的广义科学学科群在方法上并不独立.作为广义科学之一的管理科学,理念常常比它实际的可执行方案要先进得多,就是由于方法跟不上.本文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历史性,并对寻求更切合实际的科学文化观念和管理理念的可能性作出一些探讨.     

科学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科学价值中立说"虽有所不同,但都以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意义、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划分为理论基础,以科学与价值完全对立和互不相关为基本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特定范围内"价值中立说"是可以成立的和有意义的,但从整体上来历史地考查科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对社会,尤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只能把"价值中立说"看作是一种幻想.整个科学活动,从研究动机、研究战略转移、研究过程、知识体系到理论评价等,都负载价值.当代大科学时代,认识和处理好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科学应该把"求真"与"求善"有机统一起来;社会应该对科学活动的全过程加以调控;科学家应自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科学素质概念的演变

对科学素质这一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可以揭示出它从一个美国科学教育改革理念发展成全球化行动纲领的演变过程."科学素质"概念在美国产生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它作为一个美国科学教育改革理念在不同时期被人们赋予不同的内涵,这些关于科学素质概念的界定(包括美国的"2061计划")主要是指"学生的科学素质"或完成中学阶段学习后应具备的科学素质.对全民科学素质的概念,不同国家和组织、各国学者关于它的界定是不完全相同的.科学素质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论科学与民主的整合意识——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作

一、问题的提出七十年前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旗帜,第一次喊出了“德、赛”两先生的口号,目的是唤起民众的科学与民主意识。然而,就五四时期的中华民众而言,科学与民主似乎太遥远、太陌生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整形态的科学,更无民主可言;断断续续、零零星星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文化、科学技术与在人类历史上曾长期处于     

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兼论科学与伪科学的界线

一、为什么必须关注划界问题:划界问题的意义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始终是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一个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问题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哈瑞的科学实在论与科学方法论

哈瑞的科学实在论思想包括本体实在论预设,"三个世界"理论和探询这"三个世界"的方法论。本体实在论认为科学依赖实在论的事实预设和概念预设,表达这两个预设的实在论是原子论和物力论,这两种实在论在科学的不同时期起的解释作用不同;"三个世界"为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它们的边界是历史的、可变的,人们接近它们的方式不同;科学方法论为描述分类方法和模型解释方法,科学正是通过这两种方法认识世界的。     

马克思视野中的"科学"——兼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将自己思想的合法性诉求标识为科学,甚至宣称其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印历史科学.马克思的"科学"观念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影响.但是,不仅作为德语世界中马克思所谓的"科学"(wissenschaft)与英语世界中的"科学"(science)含义有所不同,而且马克思所谓的科学还具有明确的规定性:科学必须以感性、现实、实证为基础;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和真理;科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科学是服务于全人类的自由探索;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科学真正成为科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因其唯物、辩证、批判的特性,而与形形色色的实证科学区分开来.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唯一真正的实证科学.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反思性转化与学科主体性建构 ——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百年发展的历史考察

社会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但社会学本土化却是百年历史进程中受到持续热议、"争而未果"的核心议题.文章采用"社会史"的方法,结合社会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本土化进程划分为社会学传入时期的"强势植入与民族自省"、恢复重建后的"主动吸收与本土自觉"和新时代背景下的"通用规则与中国品格"三大阶段.通过这一历时性的考察,认为各个阶段的本土化因受限于特定时空脉络而呈现出差异性,但对当下社会学本土化的论争应回归到学科主体性这一内核上来,提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中国情境下的实践自觉和在中西平等的框架下发展学科主体性的建构路径.     

贝尔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

J.D.贝尔纳作为20世纪英国最知名、最有争议的科学家之一,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因为他,才有科学学的建立;因为他,才有"贝尔纳学派"的形成;因为他的怪癖天性,才有"贝尔纳效应"的启示。除此之外,他青年时期就一直追逐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足迹,一生积极参与克思主义的科学事业。贝尔纳生活的年代正是20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时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给了贝尔纳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新文化运动中的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学说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海克尔的学说也曾饱受讥评,其影响也逐渐退出了中国思想界.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学理层面上的不同取向.     

中国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先行者——秉志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秉志先生,不仅在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和科学组织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达与民族复兴之间至关紧要的关系,高瞻远瞩地倡导"科学救国"的思想并系统论述了通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全面提高各阶层民众的科学素养,以达"科学立国"和"科学救国"的目的.     

科学合理性的协调论进路——评《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沉闷的时期.在以复杂性为标志的当代科学实践形态面前,科学哲学的解释资源似乎显得十分贫乏.     

回到马克思的哲学与科学

在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史上,我们经历了古代自然哲学时期的粗糙的混成、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的哲学对科学的拒斥,直到黑格尔绝对理念的高峰把哲学推向困境.哲学的困境中,逻辑实证主义再次拉近哲学与科学的距离,却遭到非理性主义的否决.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是实证的科学精神基础上的实践的哲学,回到马克思,可以走出科学时代的哲学困境.     

老子哲学的生存智慧与现代的科学精神——兼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所谓的科学,虽然没有正式进入老子的视野,但老子对名分知解的认知行为的批判,作出"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反对知识可能诱发的智巧诈伪等思想,足以引发学界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深度思考.从老子的思路看,科学的"知解"认知方式对生命的自然有造成"肢解"、"占有"的危险.老子的生存哲学正是反对人的占有冲动和主宰意志,教人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可加以干扰破坏.老子所作"为学"与"为道"的划分,有助干更清晰地理解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明确科学的有限性.老子自然主义的哲学与现代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最为接近的,其哲学基本概念所蕴涵的思想意旨与现代科学的精神方向有着相通之处.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之条件透析

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起点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点及过程,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之条件进行了分析探讨概括,阐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始;"五四"时期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必然选择;国际两件大事的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科学性。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初由留日学生开始传入中国,其中1898-1917年为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萌芽时期;1917-1927年为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期;1927-1937年为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期;1937-1949年为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高潮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一直延续至今.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这三个阶段以儒学与基督教的斗争为基本背景,始终贯穿了科学与儒学的冲撞和融合。其间,儒学主流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上演了排斥、同化、限制三部曲:传播初期,儒学主流对西方科学主要持排斥态度;当西方科学充分显示其先进性,并在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站稳脚跟时,儒学主流则开始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企图把西方科学纳入到儒学轨道;当同化归于失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严格限定科学应用范围的"中体西用"说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科学传入过程表明:科学与儒学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