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平衡——读柳宗元的山水诗和游记

从文学角度看:柳宗元的山水诗和游记是柳集中的精华所在。这些诗文在艺术上有一个共同、又非常突出之点:都表现了一种外在的宁静境界。探讨作者表现这样境界的技法,研究作者为什么那么殷勤地表现这样境界,对欣赏该类作品,认识柳宗元的人生观或者有所帮助。 (一)以‘动’示‘静’,表现外在的宁静境界 ‘动’和‘静’本来相依而存在。只有在静的环境,‘动’才显示出来;反之,‘静’并无踪迹可寻,只有通过‘动’,才感觉到它     

美学研究不可忽视艺术——喜读李欧《论艺术》

李欧的新著《论艺术》 ,是一本专门探讨艺术问题的美学专著。该书篇幅不长 ,只十四万字 ,但是内容很丰富。作者从当代艺术对传统美学的挑战谈起 ,对何谓艺术、艺术的发生、艺术何为、艺术的构成和类型、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等问题 ,做了可贵的反思和探索。正如作者所说 ,艺术问题属于所谓“终极追问” ,“这类问题不可能有最后定论 ,属于‘不可道 ,不可言’ ,但又必须永远‘道’ ,永远‘言’ ,永远追问的问题。或许正因为不可‘道’、‘言’ ,才要永远地‘道’、‘言’。每个时代都要作出自己的回答”(第 2 2页 )。作者所努力的 ,显然是一种…     

《红楼梦》中的三个世界及女性意识

《红楼梦》里存在着大观园以外、大观园以及太虚幻境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分别是淫、情与空。这三个世界的存在与相互纠缠的种种表现暗示着贾宝玉由三个不同层面构成,表现出他在女性态度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也最终反映了《红楼梦》女性意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注释要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鲁迅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认为:拿别人的姓氏籍贯来开玩笑,这是无聊的攻击。因为姓氏籍贯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与此同时,鲁迅还认为:“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     

字画联书落款的含意

书法、绘画、对联和赠书一般都有作者的题款,名之为落款。俗称上款,是对下款而言的,是一种款式,即格式之意。 ‘雅属’,‘请属’,‘大雅之属’,‘应××先生之属’。属,古用‘属’,即嘱咐之意,是说这件作品是应对方的嘱咐而作的。也有把‘雅属’之类的词换作‘雅玩’、‘请玩’、‘请赏’,这件作品供对方玩赏而已,算是谦逊之词。     

惜春形象塑造与曹家家世经历

惜春"作画""大观园‘行乐’图"的情节故事似暗含着"隐语",即它与作者曹雪芹的祖辈曹宣"监画""南巡图"的往事经历有颇多暗合之处,小说中相关情节的构思设计似源于曹宣充任"南巡图监画"的家世经历。作者既以此表达对祖辈的怀念之情,也寄寓世事难料、富贵无常的人生感慨。"读者不可因其浅近而渺忽之"。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然而对这句话本身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特别是对“一个‘这个’”的理解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一个‘这个’”就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的代名词，有的认为恩格斯在此引用黑格尔的“人个‘这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我赞成第二种说法，试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一、从恩格斯写信的背景及原信的意思看 恩格斯这句名言是…     

《论语》这名目究竟指什么?——兼与李高田同志商榷

《青海教育》八六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高田同志的题为《〈论语〉为何用“论”字》的短文。笔者认为该文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该文作者在根据《辞海》和《辞源》对“论”字部分解释的引证基础上,紧接着下了个结论: “由此可见,‘论’显然是‘伦’的通假字,那么,《论语》的‘论’字的本字也应该是‘伦’字了”。     

也谈《春蚕》的素材和主人公的原型——与徐忠宪同志商榷

《中学语文教学》去年二期上刊载了徐忠宪同志的文章:《<春蚕>构思特色浅探》,作者认为,“《春蚕》的故事素材主要来自作者熟悉的‘丫姑爷’的经历: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廿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账簿有一叠。然而,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     

对古文字“家”“室”考释的不同意见

《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创刊号《浅说我国的家长制家庭》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论断:“我国古代到春秋战国,特别是春秋以前,对土地、财富和妻子及奴隶等劳动人手,都称为‘家’、‘室’,或‘家室’连称。”依据何在呢?该文作者说:“室,甲骨,金文都作(?),字从(?)(至),旧注未辩,拙意此象战败灭族之人,成为他人之‘室’,即如土地、财货的奴隶。古代部落聚族而居,‘族’,甲骨文作(?),象在一旗帜下,同仇敌忾,共同作战。战败族灭,放下武器,故箭子倒著地面,成为他人之奴隶,谓之‘室’。按室为奴隶之说有误,自甲骨卜辞、两周青铜器铭文以下一切古文献中,室字从     

狂人形象散论——鲁迅《狂人日记》学习札记

一九三五年,鲁迅以史家手笔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做了如下的概括: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试说“冓”与“構”

在郭锡良等人编著的《古代汉语》第一册词义分析举例(二)中,作者对“構”的分析中沿用了许慎以及朱骏声对“冓”的解释:“许慎说‘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朱骏声解释为‘以木相架也’,并认为‘構’当为‘冓’的或体”(《古代汉语》第362页)。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欠妥的。朱骏声的时代,甲骨文还没有被人们发现,那时人们对汉字研究的主要根据是许慎《说文解字》以及其中的9353个小篆(并有少量古文)。而许慎由于材料的局限,对字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感情与人性,曹丕“文气”说的特性

曹丕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有重要位置，引人注目．郭绍虞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公干有选气”的“气”指“语气”。（《中国文学批评史》44页）罗报泽认为，曹丕的“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子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分册165页）敏泽认为，“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54页）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

《宣与幼孙少妇书》是居延汉简中一件颇值得辨识和研究的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西汉夫寄妇书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与家书无干,"实乃某一烽燧戍卒对另一烽燧戍卒即‘宣’对‘幼孙少妇’之函件","幼孙"为男子名,"‘少妇’乃‘幼孙’之字"。以上两说皆有误。从《宣与幼孙少妇书》的释文、格式、称谓、礼节和内容来看,此信之写作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     

“虫伯”与文王伐崇地望研究——兼论夏族兴起于晋南

周原出土甲骨“虫伯”卜辞,有的认为:“‘虫’与‘崇’疑为同声字。‘虫伯’,似为‘岽伯’。……《周本纪》‘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丰’。二十二号卜甲的‘虫伯’(崇伯)疑即崇侯虎。持相同观点者还认为‘崇为方国名’。但对其地望提出不同意见,说“商末周初之崇伯,亦即崇侯虎,皇甫谧以为崇在丰、镐之间,恐误会《诗》‘诗伐于崇,作邑于丰’的意思,……按‘崇’一作,崈’亦作‘嵩’、‘崧’。王念孙谓古无‘嵩’字,原作‘崇’。其地望“据《水经注》青要山在新安县,即在今崇山附近”。而持相反观点者则进一步指出;“‘虫伯’即‘崇伯’,即指‘崇侯虎’,‘虫’和‘崇’声音     

“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探源

我国史学界现在一致认为:‘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实质就是殖民主义。”(注1)作者企图通过对‘西欧中心’史学思想产生及发展、变化过程的初步整理,说明社会历史条件和史学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对史学性质的决定作用。     

燕兆时和他的打工子弟小学：为了一群“小天鹅”

“这些孩子本来与北京市区其他同龄人一样,都是‘小天鹅’。但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一些孩子的父母包括他们自己都认为是‘不会飞的灰鸭子’。有这种想法,他们长大可能真的就变成‘灰鸭子’了。我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们力所能及的合格教育,洗掉他们身上的泥土,展现他们本来的面目。我不要求他们都有很好的成绩,要的是给他们一种对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正确认识,让他们敢于有梦想。”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