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异同论的空间维度：一种批判地理学的视角

“朱陆异同”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从批判地理学的视野来看,一方面,朱陆异同论是朱陆学术思想在自然地理空间中通过跨越地理距离进行横向接触的结果,它有一个由鹅湖寺向江西及至全国以及东亚、全球扩散的地理过程;另一方面,朱陆异同论是朱陆求道精神在人文空间中通过超越地理距离进行垂直交感的结果,它使朱陆异同论在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等教育祭祀场域形成了特别的纪念形态。从朱陆思想所蕴含的空间旨趣出发,朱陆异同论的地理过程体现了“道问学”的状态,而其纪念形态则显现出“尊德性”的状态。这项研究可以拓展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议题。     

从儒学的形成发展谈其现代化

从儒学的形成发展谈其现代化邱高兴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今天，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日显尖锐，儒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也有着冲突．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它的理论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这些问题在我们进行现代化...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意见、议论与定本：由南康之辩看朱陆异同问题的展开

朱子与象山平生会面唯有两次,其一乃鹅湖之会,其二乃南康之会。相较而言,学界目前对朱陆南康之会的关注和讨论还较为匮乏。南康之会上,该不该因思索而有意见,因讲学而有议论,因一定的规模而在教学中设立定本,成为了朱陆争论的核心论题,而这三个论题又正辐辏于读书讲学是否具有必要性这一问题。朱陆两次会面所争论的话题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系统梳理朱陆南康之辩的核心问题,将拓展与加深对鹅湖之辩意义及朱陆异同问题的理解。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曹操与儒学

儒学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原始儒学经两汉时代的发展演变,至汉魏之际形成了不同的层面。曹操与儒学的关系,虽有矛盾之处,但从总体上看,相合之处甚多,儒学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有时,曹操虽以两汉经学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但其精神在本质上却是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

宋元明时期的主流话语 ,是不同于佛教、道教而又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儒学。此时代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 ,与汉代至唐代的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北宋初期的宋学十分博大 ,中期的宋学即理学 ,理学是宋学的核心。理学随着造道运动的濂、洛、关、新、蜀诸派而大兴。南宋儒学即理学 ,是宋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其中有在同一思想框架下运作的不同流派 ,如朱子闽学、胡张湖湘学、陆氏江西学、吕氏婺学和浙江陈叶功利学派等。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长江流域孕育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与学者。不少儒学群体在这里崛起。包括朱子学在内的理学的深化与发展 ,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人。理学的兴起是儒家知识人面临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佛教的挑战 )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及产物。理学知识分子在民间自由讲学 ,关心百姓疾苦 ,参与社会政事 ,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 ,成为活的政治与道德资源。理学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 ,发扬光大 ,并下移到民间社会。元代是理学传播、普及并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代。明代理学沿着朱陆异同问题的讨论而发展、成熟 ,并随着王阳明后学的分化而转向 ,但仍属于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更化。理学是东亚的精神文明。理学家讨论的本体宇宙论、道德形上学、道德境界、     

儒学对人的主体性建构及其意义和现实启示

通过对西方主体性概念及其发展反观儒学,笔者认为儒学不仅有着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并且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层次进行建构的。儒学对人的主体性建构对当前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及对处理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矛盾关系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和谐目标与冲突趋向:儒学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悖论

儒学政治价值体系是中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不可回避而又必须研究的问题。在儒学政治价值体系中,和谐不仅是基本的价值准则,也是重要的价值目标。然而,儒学指导下的政治生活却很少出现和谐的局面。儒学政治价值体系自身存在的矛盾是造成这一反差的重要原因。儒学政治价值体系对礼的崇尚、对道德的推崇、尊君子抑小人的价值取向极易导向矛盾和冲突。失序恐惧和权威崇拜是儒学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和反思儒学的和谐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在和谐问题上的悖论。     

儒学对人的主体性建构及其意义和现实启示

通过对西方主体性概念及其发展反观儒学,笔者认为儒学不仅有着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并且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层次进行建构的.儒学对人的主体性建构对当前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及对处理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矛盾关系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常州公羊学派的萌生及演讲

清代的统治者，其主体虽然是中华民族之一的满族的贵族上层，却与汉代以来的各个统一王朝一样，尊奉儒学为统治思想。受此制约，有清一代的学术主要是理学(宋学)、古文经学(汉学)和今文经学三个流派的依次递兴和消长。清李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传入，引发中西两种学术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并由汲取而渐趋于结合。才使儒学一统的格局，发生了动摇，导致历史根本性的突破。     

常州公羊学派的萌生及演进

清代的统治者，其主体虽然是中华民族之一的满族的贵族上层，却与汉代以来的各个统一王朝一样，尊奉儒学为统治思想。受此制约，有清一代的学术主要是理学（宋学）、古文经学（汉学）和今文经学三个流派的依次递兴和消长。清季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传入，引发中西两种学术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并由汲取而渐趋于结合。才使儒学一统的格局，发生了动摇，导致历史根本性的突破。     

“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举行

“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举行１月２５日，由“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儒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在蓉召开，会期一天。会上，专家、学者对儒学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其中，涉及的论点主要有：儒学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儒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清初文论中“情”的范畴浅析

传统儒学中“情”的内涵是变化发展，而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清初王夫之把“性”与“情”规定为体用关系，提出性情相需，他的文学情感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渔、金圣叹、陈确等批判理学强调道德理想而压抑情与欲，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矛盾。     

论董仲舒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董仲舒哲学是秦汉之际时代精神演变的必然产物。而其思想理论来源,则在于先桊的原始儒学。董仲舒是改造原始儒学并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一、天人观:董仲舒继承、改造原始儒学的起点董仲舒的天人观与原始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天命观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孔子重人事疑鬼神,在天命观上表现出一种首尾两端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孔子赞成天命,坚持对天命的信仰。这在《论语》里可以说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孔子因对天道鬼神产生的一定怀疑而主张敬而远之,在门徒面前总是力免谈论天道性命。孔子这种矛盾态度,使董仲舒在碰到理论困难的同时也得到了充分的想象、改造的余地。     

论宋明理学的性质及其演变

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 ,其主要贡献在于严密了传统儒学的道统体系 ,提升了传统儒学的哲学化层次。它与先秦儒学注重社会伦理的实用性、汉唐儒学墨守师说的注释性相比 ,尤为注重对世界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探讨 ,并吸收佛、道哲学的思维方式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思辨化改造。宋明理学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本质精神和特性 ,并以此与其他哲学形态相区别 ,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起自身的地位。然而 ,宋明理学派系繁多 ,且历时久远 ,因此 ,从共时性角度看 ,各派不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显有不同 ,且形成激烈论辩和矛盾冲突 ;从历时性角度看 ,其自身的主要范畴乃至逻辑结构更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