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试论庾信后期的文学理论主张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试论庾信后期的文学理论主张刘志伟，康元晧庾信后期集南北之大成的文学成就，为古今研究者所公认。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有无建树呢？似乎很少有人提及。笔者认为，庾信后期取得较大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着较为明确的文学理论...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庾信的创作艺术

杜甫对北朝诗人庾信很推崇,曾写诗称赞他说:“清新庾开府”,“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及“庾信文章老更成,健笔凌云意纵横”等。这些赞语正确地概括了庾信诗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庾信,字子山,河南新野人。早年出入梁朝宫廷,与著名诗人徐陵一起,写风格绮靡的诗歌和骈文,号称“徐庾体”。后来由于梁朝灭亡,他被羁留在北方,屈仕于西魏和北周,他的诗赋题材从艳情、宫苑变为战乱乡思,诗风从绮丽轻冶转向苍劲悲凉,其创作艺术dl因内容的充实而日益成熟。他在中国文学从六朝转向唐代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但发展了诗歌形式,有不少诗篇从句数,章法、对仗、声律上看已成为唐代五七言律绝和长篇歌行的雏形,而且将南朝讲究形象、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融入北方刚健豪放的气骨和苍凉悲壮的意境,对南北文风的交流和溶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庾信的文学成就

庾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他的时代,而且集六朝文学之大成,开唐代文学之先河,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庾信少年早成,才气横溢,加上后半生颠沛流离,历尽坎坷,在冲向艺术顶峰的道路上,不畏险阻,勇于攀登,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学宝库提供了不少永放异彩的不朽篇章,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创作实践表明,艺术只有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发自真挚的感情,方能获得永久的     

“了解之同情”——论王夫之的庾信批评

庾信的文学地位极高，但出仕四朝、十帝的行为，使他成为历来争议很大的诗人。明清易代之际，批评家对其人其文做出种种评议，一是完全的肯定，一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否定。然而，在此问题上，王夫之显得理智和冷静，原因主要在于船山特殊的经历和内心体验，以及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诗学理想。他对庾信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做出了不循流俗的品评，这在庾信批评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庾信颜之推散文学合论

庾信与颜之推是北朝散文学的重镇.庾信以创作见长,颜之推的理论有特点.庾信的散文写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写作以官体文为主,后期作品由前期的轻美流丽一变而为沉重深情,境界幽深而阔大.名作<哀江南赋>更是将骈文的抒情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将骈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之推为人谨重,散文学浸润了深浓的经学思想,他看到了文学"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性,但对此常抱戒备提防的心思,要求约束控制,以求趋利远害.这样的认识与萧纲的文学观点正好相反.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观念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略论庾信对宋玉“悲秋”情结的继承和发展

庾信滞留北朝后,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很深的“悲秋”情结,由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和语境的不同,“悲秋”大致呈现出三种隐喻意义:乡关愁思、国势倾颓和年老体衰。庾信的“悲秋”是对宋玉的继承与拓展,他不仅直接化用宋玉的语辞,而且更深得其“悲”、“怨”的情感精髓,将感伤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论萧梁宫廷诗坛的兴盛及其影响

南朝自梁代开始,宫廷逐渐接替世家大族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并主宰诗坛一百多年.宫廷创作中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其中的集体创作方式对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推动了形式技巧的发展和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人的提升.     

庾信作品中的季节感与生命意识之关系

庾信一生由南入北经历了四朝十帝,这种多变的人生历程多是借外在季节的转换来表现的。而"春"与"秋"又是庾信作品中最常出现的两个季节,其前期生活在南朝萧梁,多用"春"来表现如意的生活,是庾信作为南朝贵族的写照;后期生活在北朝魏、周,多用"秋"表现愁苦的心境,契合了庾信作为北地羁臣的处境。尤其是后期秋天的描写已不仅是季节的秋天,更是观念性的秋天,是庾信有意识地将季节这个"物理境"转化为"心理场"的结果。     

写手与推手:消费时代的集体创作

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集体创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时有发生。而今,在消费时代的新世纪文学中也初步显现出集体创作的身影。以新世纪文学为研究对象,从集体写作的发生、表现、特征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在消费语境下集体创作不同以往的特质。     

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

庾信本来是一个失节事敌的封建文人,我们应当揭露他、批判他。但是,最近几年学术界却有一些同志把他视为“南北朝最后的一个优秀诗人”,甚至有人称他是“不朽的伟大诗人”,是“六朝时期最杰出的一位爱国诗人”。他们一方面袒护庾信的变节行为,一方面又美化他后期作品中的“故国之思”。说什么“庾信怀念故国的思想感情是值得肯定的。”庚信的“故国之思”“包含着深厚的祖国爱”,他的作品中表现的“虽死也要回到祖国的顽强精神是很动人的”,“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认为,这些评论不仅关系到如     

羁旅心态与庾信后期创作之关系

庾信由南入北,诗文创作也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和庾信独特的羁旅心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庾信后期创作题材的选择与哀怨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同时也为我们窥见庾信后期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     

从对话与融合层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特质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亮点,此时期洛阳是文化交流重地,士人是文化交流的主体,遣使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名士化僧人则为文学审美增添了别样风神。庾信与颜之推对南北朝文学批评对话与融合贡献卓越。庾信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文学批评的"诗可以怨"等,颜之推则形成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如主张南北文风对话、交流与调和,强调文学是政教功能和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的完美融合等。这些都从对话与融合层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特质。     

庾信思想三题

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集大成的杰出作家,开唐代文学繁荣之先河,继往开来,功绩显著,彪炳百代。建国三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学术界对其道德文章颇多非议,影响所及,缭绕在庾信周围的阴霾,至今未散,有些疑难问题久拖未决,无人触及。现择其要者,略陈管见,以正视听。     

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     

隐与宋之问

对宋之问的研究,论者多从其对诗歌格律的贡献和宫廷文学侍从的身份出发,作了较为丰富的关注,对于他的隐逸诗作和隐逸思想的研究,迄今无人涉及。但宋之问作为初唐宫廷文学的干将之一,他有相当数量的隐逸佳作,这些作品表达了他不同时期的不同内蕴和风格的隐逸之思。     

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在隋炀帝的文学生涯中,他曾先后受到南朝两种不同文学风尚的影响。炀帝文学启蒙之时,学的是庾信体的轻艳文风。后来接触到后梁文人柳錎,转而接受其"典丽"风格。而"典丽"又是昭明太子萧统所主张的文学观念,强调文质、古今和雅俗的结合。《隋书·文学传序》对炀帝的评价正集中于其典丽文风。也只有梳理清楚炀帝的文学渊源,才能准确地解读《文学传序》的相关描述并合理地认识炀帝的创作。他身上的所谓南北文学的痕迹,只不过是"典丽"风格的不同侧重。     

论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

宋代宫廷是宋词创作、传播的独特文化空间,宋代宫廷词创作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现象。在具有多重特征的宫廷文化的强力制约和影响下,宫廷对词曲创作有着双重审美态度,对词曲的文化功能具有多重需求,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庾信用典艺术发覆

庾信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用典,其用典艺术之高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借用古人逸事来自比,使用精练的语言描绘广阔的现实画卷,也善于利用典故与现实的暗合,达到自然贴切、使事无迹的艺术效果;他善于运用"语典"来描写现实、抒发感受,也善于选取颇具意象意义的典故。庾信用典的方法主要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虚用、活用、化用、借用、正反合用、虚实合用等等,尤善于采用避实就虚之法,即使正用、明用典故,由于他高超的表达艺术,也给人以飘逸流利之感。庾信用典极富创新性,他能"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境界",把用典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新高度。庾信用典在其创作的前后期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后期抒写乡关之思的作品大量用典、手法纯熟不同,前期作品较少用典,即或用典,也大多缺乏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