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义夹持视域下的程颐哲学工夫论

孔子主张"求仁",是要向外发用,孟子主张"义内",是说行"义"的根据为人性所本有,而到程颐合内外始提出"敬义夹持",程颐以"敬"与"义"二元对立一元为主之二分结构,统领其工夫论,形成以"敬义夹持"为核心之心性工夫论,追本溯源探究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是廓清和理顺程颐哲学工夫论,从而为研究"敬义夹持"思想之集大成者朱子乃至儒家心性工夫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

朱子晚年工夫论的转变问题,是朱子哲学思想讨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钱穆先生倡说朱子晚年"以克己代敬",此说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由于在语录之外没有参考同时期的书信材料,对于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也缺乏全面和细致的分析,钱穆先生此说实不能完全成立。朱子62岁以后仍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以主敬穷理教人。克己分为压制私欲和除尽私欲两种,但都不能完全替代"敬"在整个工夫规模中的地位和作用。若说强调克己是工夫重心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仍然可以在"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得到理解。敬恕虽偏向静重持守,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缺陷,收敛贞藏实为至明至健之根基。晚年愈加强调克己,是朱子不满守成、要求进取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持敬之效。可见,朱子晚年不存在工夫论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体现出了朱子思想的深邃与活力。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崇仁之学的主静转向与持敬回转

明代理学的创造性发展始于江西崇仁的吴与弼(康斋),他虽然上无所传,但身体力验,敬静兼综,培养了胡居仁(敬斋)、陈献章(白沙)、娄谅(一斋)等有成就的弟子.从功夫论来看,吴与弼持敬,陈献章转向主静,胡居仁试图扭转白沙学的转向,坚守持敬.娄谅于居敬内转,启迪了阳明学的转向,门下亦有夏尚朴(东岩)持敬的回转.崇仁后学有陈献章门下张诩(东所)主静与湛若水(甘泉)持敬的对峙、胡居仁门下余祐(訒斋)持敬与魏校(庄渠)主静的对峙等.总体而言,崇仁之学的转向与回转表现为主静与持敬的更迭与相互扶正,并孕育了白沙学与阳明学的主静,奠基了江右王门收摄保聚的学风.     

从“先立乎其大者”管窥陆象山“敬”的工夫论

自北宋程伊川大倡"主敬"之说以来,"敬"的工夫便成为宋明理学工夫论的重要命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陆象山消化《中庸》"戒慎恐惧"的思想,将敬主要理解为无事时对天道、天理的敬畏,由此在临事时自然表现出一种"刚明健顺"的气象。这与程朱一派过分关注积习弊障的敬论形成了对比,构成了象山对敬的工夫的正面阐释。同时,本于孟子"气壹则动志"的观点,象山对"物欲"、"意见"等弊障也有察省,主张通过自觉的警策反省加以克服,相应地也会呈现出严肃敬畏的气象。这些都可与程朱的敬论互动,构成了象山对此工夫的反面理解。但是对程朱的敬论象山总体持批评态度,认为其会导致拘迫矜持和难明端绪的弊端,所以必须先辨明大纲,这又可以构成对前者的重要补充。     

论马一浮对程朱陆王心性论的整合

在六艺圆融论的观照下,马一浮会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本论、程颐朱熹的"性即理"和朱熹的"心统性情"说,统摄了程颐朱熹的涵养用敬、读书穷理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反求诸己、知行合一等工夫,他的心性论即是他整合程朱陆王之本体工夫论的产物。     

从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看儒学的生命教育导向

现代新儒家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了一套既秉承儒学生命教育基本精神又适合现代人生成长的"学生守则",强调"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其中,"主敬"是要回归生命之本根,"穷理"则是为充养生命之主干,"博文"是要丰硕生命的果实,"笃行"是要打通生命的血脉。前两者构成的敬诚工夫,乃生命修为的根本大道;后两者构成的文行之用,乃生命成长阳光雨露。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所呈现的儒学教育的生命治疗和生命教育意旨,为现代生命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理念,即生命教育当从敬畏心的培养开始,以日常生活中落实的知行合一为目标。     

荀子心论辨析

荀子的心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在认知能力基础上的认知心。此心虽具有认知礼义之能,却并不必然认知礼义之道。荀子强调通过"虚壹而静"以"解蔽"的工夫进而知"道",展现了心作为"神明之主"的主宰性。二是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的情感心。从心之情感欲望出发,荀子提出性恶说和化性起伪,并强调通过礼义师法等的教化来"养心"。     

从蒙、颐二卦看张载的养正工夫论——以《横渠易说》为文献基础

张载哲学的工夫论具有多种形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自《正蒙》与《经学理窟》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大心""诚明"等形态,而对《横渠易说》中的工夫形态则鲜有论究。《横渠易说》的工夫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蒙、颐二卦所体现的养正工夫论独具特色。这一工夫论,合蒙养与颐养两种养正之功,始于养心而成于正性。其具体展开则涵盖并关联了张载工夫论的诸多形态,并具有疏通不同关窍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养正工夫,有助于最终实现发蒙跻圣、复归天地之性的目的。     

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在宋代道学,格物与诚意,何者具有首要地位?这是道学工夫论域中的一大理论问题。历来以为朱熹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于是诚意工夫便落为后手。然而当我们将道学工夫论置于政治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之际,我们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劝导君主应当努力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朱熹自述他"平生所学"止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自述无疑是朱熹工夫论思想之特质的重要写照,由此可以使我们获得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朱子两种主“动”的涵养工夫辨析

朱子主"动"的涵养未发工夫,为"静→动→敬"的涵养环节之一,其针对已学者而言,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养心体未发之中并守之以备发用之和,此属于"上达→涵养→发用"的工夫格局。其常与主"动"的下学涵养工夫相混淆,后者对初学者而言,要求在基础性的生活内容中养出善端以备上达,此属于"下学→上达"的工夫格局。由于此二者在性质、内容、主体、特点以及工夫格局中的位置迥异,故均冠以"涵养"易引起歧解,应在名称上予以规范,宜以"涵养"专指下学,以"存养"转表未发,即下学涵养与未发存养。     

王阳明关于“动静”的几种用法——从工夫面向的视角来看

宋明理学关于"动静"有丰富内涵、用法,阳明学所论即是一个典型。从工夫之不同面向来看,可将王阳明及其后学有关动静之用法,归结为工夫之着力处、工夫之处境、本体(作为工夫之根据、动力等)以及工夫本身等四大类,并进一步细分为十二种:居行之静动;身(体)之动静:身为动、心为静;心之意念为动,心之本体为静;意(念)之动静;气(质)之动静;事(物)之动静;时(境)之动静;时之动静:本体之动静;本体为静,发用为动;本体为生生、动;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工夫之动静:循本体为静,从欲念为动。     

牟宗三的逆觉体证工夫论

逆觉体证作为操存工夫,要求在道德本心呈露时当下肯定,从感性的沉渣中跃起,为道德行为提供推动力与兴发力。但在具体实践中,道德行为之引发与完成仅有逆觉体证显然是不够的。对于道德情境的审视与判断,对于完成道德目标的方案与手段的抉择与评估,肯定离不开外向性的智性学习与经验积累。在牟宗三视逆觉体证为成就道德的本质工夫并将其作为儒家工夫论的正宗时,外向性学习对于成就道德的重要性即便不是被完全取消了,也被大大贬低了。     

本立而道生:周敦颐"诚"学探微

周敦颐创立了"以诚为本"的哲学体系,"诚"既指天道,又涉及人道.在天道层面,他以"无极""太极"来"立本",充实了传统"诚"学中隐而未发的天道内涵;在人道层面,他对佛道二教的修养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为"诚"之落实确立了以主静、无欲、知几、慎动为主要内容的工夫论体系.周子"诚"学使儒家形上智慧得以显豁,并为世人的日用常行指明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儒家式道路,直接影响了后世理学家的理论创构,但也存在杂糅佛道因子、与现代价值存在一定冲突以及容易走向虚妄等问题.     

魏晋六朝文论中的小说观念与潜观念——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例

魏晋六朝文论中小说还不是一个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论概念。《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中,作者以"道"、"经"、"圣"作为论文之依据和根本,每种文体既可能载道宗经依圣,也可能乖道违经背圣。按刘勰前人和时人的小说观,乖道违经背圣之言论文章均可视为小说。《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在魏晋六朝文论中有极大代表性,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文论和文化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都还不是指称某种具体单纯的文体,而是指那些不能表达"大道"、"真知"的边缘性语言文化作品。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胡宏道德修养工夫论的二元性特征

胡宏是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他冲破理本论的框制,独创出了性本论第三条理学进路。在工夫论(修养方法)上,胡宏主张"居敬穷理"、"察识涵养"、"求放心"。这种工夫论有既流向理本论又有心本论的倾向,表现出了二元性特征。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先秦哲学中的“静”观念

静,最初与动相对,后来逐渐发展出政治安宁等褒义,并在春秋时期具有了德行的意义。先秦儒家十分重视静,孔子以静比喻"仁者",孟子讲"不动心",荀子讲"虚一而静",都认同静在工夫修养中的意义。但在儒家看来,静并不是第一性的观念,它是依附于礼或心的第二性观念。而在道家思想中,静被视作第一性的观念,是可以代表道的,所以静是道家本体论、宇宙论、修养论的重要观念。在法家和纵横家等其他先秦诸子的理解中,静则被视作一种有效的工具或方法,来实现政治目的。经过先秦哲学的发展,静具有了工具性、工夫论、本体论等丰富含义,这是动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