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族习惯与民族习惯法

民族习惯与民族习惯法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调整少数民族成员行为的两种重要社会规范.但是长期以来,民族学界有些学者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不加区分,相互混淆,以致造成了一些混乱.本文主要阐述民族习惯和民族习惯法的内涵和及其各自特征,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区别与联系,以期对其他学者的研究带来一些裨益.     

藏族与周边民族习惯法比较

藏民族有着独特的习惯法文化,其形成与周边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本文通过比较藏族、汉族、蒙古族、羌族、彝族等民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分析我国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异同,研究其内在价值以为现代法治之参考.     

民族国家权力博弈与国际体系变迁

应对和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是民族国家进行权力博弈的主要原因,民族国家间的权力博弈一直贯穿在国际体系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中,权力博弈是民族国家权力竞争的必由之路,权力竞争则会在推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导致国际体系模式的变迁。     

中心与边缘: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结构刍议

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民族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变化论析

民族国家权力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变化;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要维护国家主权权力,需要树立“新主权权力观”。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略论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属性--兼析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状况

从法律冲突存在的空间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适用的对象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冲突的法域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确定的方式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二级法律冲突”的属性。     

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相冲突的实证研究-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特点,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特点.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则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即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     

论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资源

权力论题迄未进入中国法学的主要研究视野,这同中国的旧有传统和学术方式颇有关联。西方自希腊以降,一直以权力论题为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主旋之律,权力界说驳杂而富足:有罗马人的"能力说",霍布斯的"因果关系说",韦伯的"可能说",伯特兰·罗素的"结果说",萨托利的"力量说",还有迪韦尔热的"影响说"。考察古今权力现象和权力界说,权力实际是一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资源。权力能为人们带来好处,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对社会主体和其他资源发生影响;权力体现主体之间和资源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以直接强制性为后盾。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在现代法治环境下,它能充分显现正面价值;在落后昏暗的制度下,它会弊病丛生甚至肆意为虐。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本性使人们无法与权力脱离关系,人在多数时候都处于权力的网络之中和权力的支配之下。权力握于谁手,意味着他与相关的人和组织形成什么样的连带关系,意味着什么人可以获取何种社会资源。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探析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成果,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各少数民族的大量实例可以看出,法由禁忌、习俗发展到习惯再到习惯法进而上升为国家制定法的演变运行过程,也从少数民族习惯法称谓、观念、规范、行为、实物形态等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当今社会法律体系中的碰撞与冲突、二者相互为用的现实可行性。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对待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民族习惯法研究的深入,习惯法的理论逐步完善,司法实践也从民商事领域跨步到刑事领域。从可诉性、无害性和合理性角度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并在分析“互补型”和“冲突型”两种少数民族习惯法相关案例的基础上,通过合理采纳、变通适用、坚决取缔等方式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司法领域寻求可操作性和合法性,进而提升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民族法意识,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保障。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刑法的冲突及对策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与自身相适应的乡土性、生活性和稳定性极强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两种社会调控机制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刑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增强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凉山彝族民事习惯法的民法适用现状分析

凉山彝族民事习惯法的民法适用现状呈现出腹心地区依然适用习惯法;过渡区优先适用习惯法;边缘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博弈和竞争的三种样态。前两种样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错位,最后一种可以称之为断裂。这种错位和断裂的原因主要在于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因此,文章通过对这些样态和原因的深入分析,以期为找到一条适合于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的“路径”提供参照和依据,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法治建设进程。     

论新时期四川凉山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变化

四川凉山州是彝族人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这里生活着200多万彝族同胞,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同胞不仅在物质层面有了较大改善,思想意识也受到了较大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传统习惯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和冲击,与国家法相悖的习惯法逐渐绝迹,但绝大部分的习惯法在变化中仍在当代彝族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习惯法在现代社会变化巨大。     

试论当前凉山彝族习惯法存在的原因及意义

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以成文法为主流的社会,国家法制统一内在地要求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是全方位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彝族习惯法自身的因素等原因,目前,彝族习惯法在凉山仍然存在和有效运行。并且由于彝族习惯法代表和满足了凉山彝族地区、彝族社会关系网络中彝族成员的需要,因此,有它生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同时也就有了其存在的意义。     

中越生殖崇拜俗信文化阐释

中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人类始祖神话,并传承着各种奇特的生殖崇拜仪式,通过对这些口传神话和俗信现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两国人民有关人种繁衍的观念形态和文化心理是非常相似的,两国人民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民俗民法辩思

民俗指民众的风俗习惯,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俗是从世代相传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民法的源头在于民俗。民俗直接影响着民法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形式,是民法的精神依归。民法取代民俗,其根本动因归属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此外,民法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是民俗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对利益冲突的调和,民法比民俗更具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民俗是一种历久弥经的文化积淀,它产生于遥远的古代,绵延于现代文明社会,今天,它仍不失为研究民法时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从这独特的视角可以揭示民法的起源、本意和价值。     

正本溯源：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辨析

经济法与社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经济法的健康发展。作为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不同于以公、私法为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法。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是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的法律总体,而以公、私法为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法是社会性法,是以社会利益为调整对象的法律总体。因此,经济法和社会法同属于社会性法,都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调适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法,它一直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习惯法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习惯法跟国家制定法在法的规范、实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冲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对两者进行调适,从而既维护了国家制定法的威严,也有效地发挥了一些善良、合理的习惯法的作用。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