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

唐代的三省六部,其三省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就是由秦汉时的尚书、中书、侍中演变而来,但已与秦汉时尚书、中书和侍中大不相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洪迈的话说:“中书、尚书令在西汉为少府属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虽典机要,而去公卿甚远,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遂为三省官长,居真宰相之任。”洪迈只说到中书、尚书,而侍中也是秦汉时的官称。     

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

《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认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此说不确。武德元年后到唐太宗去世，尚书仆射不加衔即为宰相，高宗继位后到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这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宰相之法用到尚书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宰相之职。     

也谈唐政事堂的创设时间

唐王朝建立后,沿用隋制,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每一政令的下达,都必须经由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程序。然而,由于三省分工不同,见解、观点也难免人各有异,相互间“日有争论,纷纭不绝”,①各项政令不能及时下达,以致贻误事机。为此,乃创设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以救其弊。这一制度,要而言之,就是众宰相在门下省政事堂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消除分岐,统一意见,而后上奏取旨、颁下执行的制度。政事堂创设于何时,史料记载含混互异,因而学者们意见也有分岐。归纳起来,大体有两说:一说政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略论晚唐时期三省职权的转移及原因

唐代政务中枢即宰相制度系三省六部,中书省制订政策、草拟诏诰,门下省负责审议签发,尚书省为行政总汇。三省长官为实际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三省制度的确立,对维护强大的唐王朝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并定型。在秦地形成重要影响的《韩非子》一书中，“忠”的论说最为集中。此后的《吕氏春秋》一书，对“忠”的道德规范又有新的解说。所谓“大忠”、“至忠”的宣传，适应了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完备的历史要求。秦代“忠”的观念的普及，是与政治理论家这种政治道德建设的努力相关的。     

北宋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权

宋朝审刑院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司法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其设立原因和机构性质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审刑院设立的目的是分割中书司法职能,限制宰相权力。本文通过对大量宋代基本文献梳理解析而得出的结论是①审刑院设立于淳化二年,设立目的是“慎刑”;②审刑院并非分中书刑房而设,北宋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中并未排除宰相机构;③北宋宰相权力得到皇帝和群臣的支持,并未因审刑院的设立而遭到削弱。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是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一脉相承的基本特点,宰相兼理司法的历史链条在北宋时期并未中断,审刑院分割相权说不过是一种误解。     

宋真宗给宰相“封口费”

在“朕即天下”的封建时代．宋真宗给宰相“封口费”而未采取极端手段，也算是个“仁慈”之君了。 官员追求政绩，或为摆平“劣政”的负面影响，常常不惜血本．通过掏“封口费”来扫清舆论障碍。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千年以前的宋真宗为了搞所谓“封禅泰山”大典，就给自己的宰相王旦一笔不菲的“封口费”。     

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

封建的官僚机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它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央官制来说,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掌管国家政务,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与发展,到了隋唐形成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职能是什么?在唐代又有哪些变化?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加分析探讨。一、从秦汉的宰相制度到三省六部制的演变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是封建职官系统中最高的官职。相,最早是国君的宾相,在国君朝聘宴享的活动中担任礼仪之类的工作。至战国时,才以相、丞相、相国等名,协助国君处理政务,成     

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

宰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说明宰相的影响遍于天下,宰相之重系国家安危。古代把宰相喻为围君的腿和臂,又比作制造陶器的转轮的中轴,即所谓“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把贤相与圣君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宰相制度的历史久远。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真正设官为相,从战国的秦开始。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从秦至西汉,以丞相、相围或三公掌宰     

论唐前期宰相制度的演变

本文认为唐代自太宗起为加强皇权已开始采用多种措施分割相权，主要表现为；尚书省地位被降低，退出宰相机构；大量引入参政宰相，分割中书门下宰相职权；政事堂秉笔值班制度有所变化。     

试论唐代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

唐代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就是众宰相在政事堂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消除分歧,统一意见,而后上奏取旨,颁下执行的制度。本文即是讨论这一制度在贞观年间创设之后,是如何走向完善,又是如何遭到破坏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的完善草创于贞观朝的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在高宗年间渐趋完备。我们可从下面两方面的论述得到证明。1、“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的确立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立为皇太子,太宗“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肖踽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r、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惺槊畔氯纷源耸肌!敝惺榱睢⑹讨泄俳兹?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即“同侍中、中书令也”。不管是官阶低于还是高于三品者者均要加带此名号。如高宗时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爽并同三品,原官皆仅正四品,肖瑀官太子太保,乃从一品,李勣为太子詹事,乃正三品,都必须加带同三品的名号,方才可以预政事堂议。这个名号的特点在于:不仅低级官员多了一个入相途径,而且许多经验丰富的老臣也能当个名副其实的顾问,在国事上继续发挥补益作用。贞观     

关于经济体制转型中价值导向的几个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也要“转轨”。“转型”和“重建”。因为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都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所谓道德文明“转轨”、“转型”和“重建”论以及“从传统道德”向“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现代道德”“转轨”的提法是没有客观依据的，是非科学的，同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塑造也不能企图以所谓“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得以实现；当今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不能冲淡和模糊时代的主旋律。     

我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发端于夏商 ,终止于明清。从三公到三省、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夏辽金元复式体系、内阁、军机处 ,经过萌芽、初步成形、磨合、继续探索、成熟高峰等阶段 ,在轮回反复的演进中一步步弱化相权、加强王权 ,由开府施政过滤到参议辅政最终被君主专制统治所奴役。     

北宋中书检正官考论

中书检正官一职仅见于宋代,在北宋神宗朝变法期间活跃于政治舞台。其设立初衷是任用士人为宰相僚属,以朝官兼任。中书检正官之职由于初创,其事务和权限范围模糊,所涉广泛,在变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书检正官人员选用权控制在宰相手中,中书检正官权力的行使是相权的延伸,符合变革期间权力集中,制度灵活的需要。     

论唐朝宰相有轻重之别──兼与魏向东同志商榷

本文通过对唐三省地位和首相变化情况的论述，具体探讨唐朝宰相的主次及轻重的区分问题。     

宋代“中书”刍议

《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385期刊登了《“伴合中书”浅说》一文,纠正了一些注本对“中书”的误释,有助于古籍整理,自不待言.然而,由于宋代官制屡加改革,显得十分复杂,若不加区分一概而论之,易失于偏,讨论宋代官制,尤须慎之又慎.即如《浅说》一文,涉及到宋代“中书”简称的内涵、宋代中书省的职掌及宰相名称等问题,似皆未及疏理的确.该文作者说:“如果我们不把中书的具体含义搞明白,势必误会丛生,造成混乱.”同感于此,敢陈管见,就“中书”之名,略申刍议.     

赵鼎罢相原因及“贤相”虚名──再论赵鼎

赵鼎是一个屈己求和的宰相，他的罢相原因主要是要求建储，专机植党。赵鼎不愿承担议和投降的罪名，在秦桧的排挤下，终被高宗抛弃。赵鼎政治上毫无建树，所谓“贤相”实际是个虚名。     

重评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四人帮”影射史学批判之一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地为篡党夺权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以批判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为名，放出一股批宰相的黑风，密锣紧鼓，南北呼应，大写其所谓“政治文章”’，说什么“《吕氏春秋》的核心是儒家”，要害在于折衷主义，“《吕氏春秋》尊儒反法，时代特点要点出来”，恶毒地以此攻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四人帮”罪恶的反革命阴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一举被粉碎。侏儒小丑们泼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的污泥浊水，到头来一滴不漏地全部淋在他们自己头上。“尔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