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就业: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会不会导致劳动力替代效应?基于中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减少就业规模,而是替代效应和抑制替代效应并存,导致数字经济并没有减少就业。在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制造业内部促进高技术密集型就业数量但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数量,在服务业上体现为数字经济促进了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组织的就业规模。行业产出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对就业规模和结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是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本文分别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程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东部地区断层性领先,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产业区域协调性相对较高,东部、中部多数省份已初具规模,但数字融合与数字发展环境除东部地区外仍有较大缺失。因此,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区问题;加大政府引导、扶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跨界人才,带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要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由单点演进转向集成迭代,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现了更加深度的融合,这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技术关联与网络协同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污染治理效率,从而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带来叠加倍增的赋能效应。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问题探讨——基于两种测算思路的分析

数字经济规模的测度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许宪春团队关于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思路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两种测算思路的差异性以及对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结果的影响,使人们能够明确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结果具有明显差异的原因,以及数字经济规模测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东数西算”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对策

当下,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已成为地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虽在数字化浪潮下取得一定发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西部有承接“东数西算”工程的资源禀赋优势,同时也正在形成有利于数字产业发展的政策洼地。“东数西算”工程开启了东西部之间以数据产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转移,该产业转移具有必然性、差异性和联动性。“东数西算”工程能催生大数据平台企业增加,带动数据产业发展,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在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有投资的直接效应、生产要素组合变更的微观效应和优化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平衡的宏观效应三重价值。今后,西部地区应立足基础层、联动层、培育层、融合层、素养层五个方面深挖数据产业发展红利,培育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开辟西部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重要国策,对其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受到多方关注,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测度仅仅局限于数字化产业和数字化创新,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在引入治理环境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视角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测度方法,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中新添了数字化治理和数字知识型人才供给两项指标,构建了一套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体系。为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践意义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状、机制与策略研究

站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上,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推动城乡融合、形成新型城乡关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要求。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数字经济为实现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升级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具有高渗透、高价值、高技术、非竞争性,能够深化城乡产业分工,产生数字重生赋能效应、数字融生平台效应、数字增生长尾效应、数字新生蝶变效应,渐进式实现城乡产业链从流程、产品升级到范围、结构层面的功能升级,最终实现系统性链条升级。经过多年实践,中国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已初步具备,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从培育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探索城乡产业链数字化深度融合新场景等角度进行突破。     

上海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构筑中国经济战略主干线

中国两大经济带沿海与沿长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 ,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支柱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应当将这两大经济带的发展明确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中国沿海、沿江两大经济带上 ,长江三角洲成为这两大经济带的结合部。这两大经济带的结合地区 ,传统经济基础好 ,经济地理区位最为优越 ,集中并叠合了两大经济带的共同优势。在中国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从上海至南京一带 ,有两个都市圈 ,一个是具有国际性的上海都市圈 ,一个是具有相当规模和明显优势的南京都市圈。两个都市圈之间 ,又有沪宁沿路发展轴和沿江发展轴相连接 ,形成两圈与两轴紧密一体的经济高度密集、城市高度密集、产业高度密集的中国经济干线。对这一优势地带 ,应当作为国家战略 ,给予重点推进 ,通过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 ,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战略干线中的主要干线 ,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支撑力的战略骨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