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其是源于刑事诉讼的一项证据规则,但是在行政诉讼法领域的相关规定和研究还很欠缺。由于行政诉讼证据多为复查证据,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1]所以有必要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探讨和研究。     

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秘密监听对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对侦查日益智能化的犯罪又是不可或缺的证据收集方式.从适应刑事庭审方式对证据要求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规范,使其以最小化的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方式,达到证据收集效率的最优化,使以秘密监听收集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致因违法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从理论上解决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使秘密监听获得的证据能够最终被作为定案依据.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几点思考

证据交换制度无论是对于提高诉讼效率还是对于强化诉讼公正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2002年已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在行政诉讼中创建了该项制度的雏形,但现有的规定只是对证据交换的启动程序,证据交换的时间和证据交换的效力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在完善已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证据交换的主持机构、操作方式等相关内容,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的采集原则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证据采集的原则主要有依据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法定、义务法定以及全面客观公正等.这些原则实践中存在立法、举证责任分配、运用环节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从而限制行政权力、体现审判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加强采集原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重视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逐步完善.     

浅论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基本的规范，并已在实践中运用成熟，而我国虽有基本性的规范，但是在实践中却未予规范适用。本文试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现状、西方发达国家对此的规定介绍，进而提出我国应如何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论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遵循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当事人意愿和法院意志相结合、诉讼便宜与审判力量相适应等原则,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包括:提高部分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具体规定提级管辖的适用条件,赋予原告诉讼管辖的选择权,完善异地管辖制度等.     

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制度,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规定和遵循的一项证据制度。然而我国对该制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过去也颁布了与该制度有关的法律文件,但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该制度则是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与“两个证据规定”相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重大...     

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要求

本文借鉴刑事及民事诉讼证据理论，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要求作了初浅的探讨。认为证据有客观事实、证据形式和定案证据三个阶段，科学化、法制化的证据制度，要求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证据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运行所必须达到的结果。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必要条件。证据的充分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判断标准极其复杂的范畴。     

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可行性研究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一项原则,其在保障公权利的合法性以及私权利的实现过程中所曾经具有的程序性价值不可否认。但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时空背景下,该原则逐渐因为滞后于诉讼理论的发展、司法实践的需求以及公民权利观念的深入而导致其权威性的不断减损。所以,从行政诉讼的理论到实践均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论行政诉讼中的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

为制约二审法院以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任意将案件发回重审,有必要明确何为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行政诉讼第三人可以分为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与普通参加诉讼第三人。把握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判断标准可借助类型化分析的方法,将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区分为原告型与被告型。原告型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的判断标准为保护规范理论,被告型必要参加诉讼第三人原则上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但是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二者均不能转化为第三人,只能以共同被告身份参加诉讼。     

论我国专利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完善

专利权行政保护是指相关专利行政管理机关在遵循法定程序和运用法定行政手段的前提下,依法处理各种专利权纠纷、维护专利权秩序和提高专利权社会保护意识,从而有利于专利制度扬长避短的一种保护方式。我国专利权行政保护制度在加强专利保护、打击专利侵权、调处专利纠纷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认为是我国专利保护的特色。但是,我国专利权行政保护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分析我国专利行政保护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各国的经验,对完善我国的专利权行政保护制度提出了建议。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检视

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试述行政承诺及其可诉性

行政承诺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行为。行政承诺具有自身特征。由行政承诺引发的争议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调整。为保障行政承诺兑现,行政机关应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启动模式研究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走出困局迎来了良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污染破坏事故频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环境纠纷急剧上升,而环境公益诉讼却一直被“原告资格”卡住瓶颈,环境公共利益长期陷入无人、无力、无法申请司法救济的困局.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为环境公益诉讼打开了一扇门,但并没有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到底该由谁来启动？何时启动？如何启动？所以该法实施两年多来,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困局仍未得到明显改善.在未来《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中,应赋予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多元化、系统化、规范化的环境公益诉讼启动模式.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本文在对举证责任的基本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程序的视角确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并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推导出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制度,设立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保证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另一方面保护第三人的权益。对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问题,国内学界争议较大,国外立法不一。在比较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第三人确立标准后认为我国应将“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紧密的利益关系”和“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作为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     

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所以陷于困境,关键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不顺.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过于集中的地方党权,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的人民法院,不完善的行政诉讼法,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身陷困境的主要原因.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论党依法执政背景下的行政诉讼--从执政行为的角度分析

当违法执政行为介入行政管理领域,涉及或运用了行政权力,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秉承宪法赋予的介入和监督行政权的权力,依法可以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