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电视使用如何增强了幸福感

2015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观看电视满足了民众的休闲和社交需求从而提升了幸福感。电视使用影响幸福感的一个深层机制在于电视能够培育民众的家国情怀进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国情怀正逐渐被消解,充分发挥电视弘扬主流价值观和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对培育民众家国情怀进而助力幸福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建设应提升人民幸福感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者,一般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幸福感有普遍性、时代性、特质性.幸福感需要创造.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根本前提.文化建设提升人民幸福感首先要着力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升幸福感还依赖社会政治生活文明程度的提高,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题中应有之义.提升幸福感也依赖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     

新时期提升青海省女性群体幸福感的思考

当前,如何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中进一步增强女性群体的幸福感,进而促进民众整体幸福水平的提升,已成为理论界亟待探讨的新课题。笔者以新的视角考察青海省女性群体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满意度,探讨从整体上提升女性群体幸福感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思考建议。     

浅议和谐社会的幸福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就必须坚持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人类幸福和自然演进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幸福观.     

中国民生建设的社会质量向度

我国现行的民生建设社会质量向度更多地移植了欧洲的概念而没有对此进行批判性继承.其实,欧洲民生建设社会质量的价值目标与欧盟的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它浸透着欧洲民众的民族精神与梦想,预示着欧洲民生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我国与欧洲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明确民生建设的社会质量向度要具有自己的基本内容、价值准则及价值目标,努力建设一种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适应、福利水平适度的社会经济保障项目,注重民生项目的普遍供给与基础整合,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加快建成经济更加持续发展、社会结构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与幸福的小康社会.     

缩小“三大差距”与服务型政府的打造

当前,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执政新追求。重庆市＂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重庆建成居民幸福感最强地区之一＂。民生政治要求执政者努力消除市场失效及不合理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所导致的管治失效和社会排斥,为贫困人口,     

不可忽视大学生的幸福感教育

幸福是人生的主题,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对幸福的渴盼更是他们寻求发展的动力。因而,对大学生进行幸福感教育,引导他们客观认识社会问题,树立科学、理性的幸福观,培养他们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帮助他们实现对幸福生活的建构,不仅是大学生的意愿,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更是高等学校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提升大庆市市民幸福感的思考

人民幸福感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是社会是否全面进步的"测量仪",是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晴雨表",不仅体现了民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多个维度阐述幸福感的内涵,并提出提升大庆市市民幸福感的几点思考,以期更好地促进大庆市的转型发展和全面振兴.     

人民普遍幸福论

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人民幸福问题。全面小康就是人民普遍幸福,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幸福指数不断增长,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幸福感缺失问题。探求人民幸福之路,旨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理念,通过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政府善治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重建和谐的人文生态,引领人民追求幸福人生。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德性是幸福感的源泉,农村留守妇女自身道德素质提高、人格完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提升的过程.幸福有助于德性的养成和提高.因此,我们在关注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提升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注重改善其生活的客观条件,也要关注她们自身德性的提高.通过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现状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下,从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个性生活三个方面探讨了当下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的现状及幸福感较低的原因,并为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的提升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

本文基于居民幸福感、幸福取向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的判断,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建构了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模型,在大样本的"南京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分析基础上,对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特征及其多元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提出了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主导型战略与可行性路径.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理论解析与实践运用

人民的幸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落脚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对幸福的一种深刻思考,也是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实现幸福的指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交织,广大青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中坚定幸福认知、提高幸福领悟、增强幸福创造能力,在追求多元化时勇于进行区分和选择,在面对利益冲突时敢于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实践和创造中积极融入及参与,以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劳动和享受的统一。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评价

本文以小康指标体系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模型Q=Ni=1CiXi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H=Ni=1CiSi.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评价.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生活质量指数得分低的层面同样在幸福感量表中的得分也低;古城区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很高,其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表明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古城区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     

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对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启示

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是事关全社会人民发展的大事,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哲学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伊壁鸠鲁的诸多思想蕴含着关于幸福快乐的观点,对新时代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性质,伊壁鸠鲁对快乐有静态和动态等层次上的划分,其认为快乐的出发点不是单一的,"享乐"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快乐.正确把握其对快乐层次上的划分对当前国民幸福感层次划分的启示;理清当前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中对"享乐主义"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等,促使在新时代更深入提升国民幸福感.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推进“幸福青海”建设研究——基于提高青海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视角

建设幸福青海,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是新时期青海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题。为此,论文通过梳理中外有代表性的幸福观,剖析了"幸福青海"的价值基础,并结合青海省情,阐释了"幸福青海"的基本内涵;在借鉴其他地区和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幸福青海"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想,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幸福青海"建设的政策建议。     

关于幸福社会建设的调查研究——以铜陵市为例

幸福社会建设就是给人们提供有利于提高个体自我主观感受的大环境,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最大化,它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为最终目标。通过对幸福的内涵的探究,构建幸福社会的指标体系,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铜陵市幸福社会建设状况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幸福铜陵建设成效显著,多数指标达到或超过目标值,幸福指数稳步提升。但建设幸福铜陵,进一步全面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在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弱势群体扶持、居民身心健康等方面还大有作为。     

共同富裕背景下民生财政与主观幸福感

再分配制度是国家发挥最直接和主导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集中体现在财政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21世纪以来,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大幅提升,被称为中国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黄金时代”,这是否带来了民众幸福感的提升呢？基于2005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发现,随着支出规模的迅速扩大,民生财政对各收入阶层群体幸福感都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从2005年的负效应或无效应转变为2015年的正效应,有力地解释了幸福感的变迁趋势。其中,教育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提升基层民众的幸福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文体传媒支出则主要提升了中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这些结果不仅拓展了幸福感的理论解释,也为政府制定民生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提供了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