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研究个案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以往,关于老舍与满族历史及精神文化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未受到学界的重视.笔者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一系列肯定结论.应当透过老舍研究个案,加深理解中华文化以及文学多元并存、交流互动的历史与现实,加深理解国内多民族的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情状.只有在文学研究界普遍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才会浑然汇通.研究者们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现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其学术工作的得失益损.     

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

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厘清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的身份问题与多民族文学史观念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策略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价值评价标准关系。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的论证与践行的途径

鉴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文本中的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就命题的起源和内涵、诉求及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理论论证。但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需要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共同努力,只有在不断地反思和探索之后,才能在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之中,找到优化处理中国文学谱系和结构的有效方法,真正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之中。     

沟通: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建设的必要一环

当下,中原主流文学研究领域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相互隔膜,二者基本上不相往来,交流异常匮乏,主流文学研究界对民族文学研究的了解微乎其微.忽略了文化多样性的旧有观念,其危害有二:一是容易滑落于文化一元化的陷阱,在考察文化及文学时偏离客观,偏离科学.二是可能把一己民族价值观当作唯一合理的诉求,无意间诱发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利益的因素.有必要向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发出呼吁,倡导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学术界与传统的主流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是普及这一史观的必要一环.人们有责任营造更多有利于沟通的桥梁涵洞,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学界的本能信条而努力.     

论二元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阶级论文学史观 ( 50至 70年代 ) ,现代性文学史观 ( 80、 90年代 )进行了辨析。重点分析了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局限性 ,探讨了文学史观念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融性 ,阐述了二元对立文学史观形成的原因     

文化生态与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的几点想法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应当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生态理念,文章对大文学史观的写史理念提出了几点看法.以"现代"作为论述平台,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改进和调整的必要性,重申加强被长期被忽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大文学史观的生态视野下构建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     

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前言

新疆是一个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大省(区),它的文学具有全国不多见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语种的典型意义。编写出一部新疆当代多民族的文学史,为新疆这片辽阔的疆域填上鲜明的文学色彩,也就为弥补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整体性的缺失、为最后描绘完整的一幅中国文学大地图作出贡献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为新疆广袤大地绘上鲜明的文学色彩——《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总论

新疆当代多民族的文学艺术个性,或者西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错综复杂的艺术魅力,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人生哲理的深邃探究,悠远深沉的历史意识,崇高感的美学锻造。     

模因论视阈下中华多民族谚语的传承与嬗变

谚语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因为其本身与人类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而且也与谚语模因传播的优势有关。不论是产生源头还是传播过程,甚至是传播的最终效果,谚语都具有多产性、可复制性、长寿性的典型特征,而这些最基本的特征又恰恰符合模因的传播特点。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谚语在诸多民间文化中无疑是成功的、强势的模因,因而研究模因在中华多民族谚语的传承与嬗变过程中如何更好地适应和发挥作用,对于了解谚语的生成机制、传播规律以及今后如何传承谚语等民间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美国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学

在跨中美文化与文学的对话之中,美国布朗大学的Hu-DeHart教授认真地介绍了美国的族群与文化,以及族群的判定,白人与非白人的关系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race是了解美国社会的组织与族群与历史的关键.而在中国,民族是多元的,权利的交替成为民族不断融合的契机,但是,中国的民族应该重视其中源流的古与今,一方面要注意两个时段的区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古今的连续和关联.新时期以后,各民族的权力和地位正朝着平等互助的方向迈进.对话,在突出彼此文化背景的独特性前提下,共同强调了多民族国家文化与文学的多元性意义.     

文化现代性矛盾逻辑与和谐现代性的诉求

文化现代性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的文化在现时代的根本规定。其中现代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和冲突构成文化现代性矛盾逻辑的基调。这种矛盾逻辑具体表现为三种理论范式:两种文化理论、两种主义思潮以及两种现代性理论。文化现代性矛盾逻辑的发展意味着构建一种和谐的现代性已成为现时代不可回避的使命。     

关于文化宽容视角下对多民族地区民族和谐共存与发展的探究

在多民族地区,因民族文化的差异引起民族矛盾和冲突客观存在,文章从文化宽容的新视角探索民族地区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思想文化基础,分析了文化宽容对多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的积极影响,并从多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共存与发展、族群交往的心理取向差异以及族群利益的分化整合等方面阐述了文化宽容对构建多民族地区民族和谐共存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文学史的大国风范

提出大国风范的文学史,是21世纪中国文学逐渐走向多元与成熟的语境下产生的命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性之风的强大吸纳之下蜂拥而至,催生了一片斑驳丛生的“速生林”,丰富了当代文学生态。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将文学带入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也难免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形成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综合症。杨义先生指出：“五四以后的引进侧重于作品,由作品而体验流派的真谛,而八十年代的引进热衷于术语,由术语而套解文本的奥秘。”     

论台湾文化的中华血统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海上分支,它的根在大陆,其发展历史也是炎黄子孙共同谱写。作为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文化,台湾文化的中华血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基本品格与未来走向。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厚的意蕴、丰富的内涵、严密的逻辑。逻辑起点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时代价值,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精神实质基于“前提性诠释”,系统阐释了“两创”的丰富内涵和内在关系;通过“创造性转化”整体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通过“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融通和合”关系,坚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互融共进”关系,坚持守正和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坚持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推进”关系,在正确处理“五大关系”中推进“两创”更合规律性。     

祛魅现代性与重写文学史——论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学

就当前文学史写作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手段上的本末倒置。对道家文化的文学谱系学描述这一研究手段,自199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凌驾于祛魅现代性神话这一研究目标之上。既然历史真实在文学史家的叙述中无迹可寻,那么何妨在发扬道家文化对现代性神话的祛魅功能上大做文章？假若当今的文学史家,不再过度拘泥于对文学谱系这一类所谓＂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是将自己投身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在秉承道家文化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前提下,方有可能真正实现对既往文学史神话的祛魅与重写。     

逻辑观的嬗变与非形式逻辑的出现

目前国际上逻辑学界的逻辑观的变化,逻辑学从形式逻辑向认知逻辑的转向,直接导致了一些新逻辑分支的兴起,非形式逻辑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而又最具活力、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部分。文章通过考察非形式逻辑及其相关概念——批判性思维、谬误、非单调推理,力求把握这一转向的实质。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