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如网络造谣的兴起并愈演愈烈,它不仅攻击特定个人,还攻击国家政府机关,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当前的网络造谣行为,民法、行政法已不足以应对,需要通过刑法予以规制。而刑法所规制的传统网络犯罪只是应对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之类的犯罪,对于网络造谣不能有效解决。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来应对网络造谣问题,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法完善

文章从分析基本概念入手,界定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并对国内外关于计算机犯罪概念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分析了我国计算机犯罪刑法立法现状,提出了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立法形式,以及对计算机犯罪罪名的设置、行为方式、刑罚方法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对计算机犯罪的刑法完善起推动作用.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研究

现代社会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日益普及给大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面临着诸如网络谣言的新问题,因此如何打击网络谣言犯罪成为现代社会棘手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的刑法界定,梳理了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具体规范,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辨析了网络谣言犯罪与一般网络造谣的异同,在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之,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着力思考应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     

计算机犯罪刑法罪名论

新刑法颁布以来,计算机犯罪刑法罪名备受人们关注,也存有不少争议.计算机犯罪不但是一种新型的犯罪现象,而且可以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计算机犯罪相关刑法罪名.我国新刑法仅为计算机犯罪设定了两个罪名,这与当前计算机犯罪形势相比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为此,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网络信息安全与计算机犯罪问题探讨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网络信息安全,敏感的问题当属计算机犯罪,犯罪目标均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危害极大,必须依靠法律法规加以控制,确保网络信息安全。     

网络信息安全与计算机犯罪问题探讨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网络信息安全,敏感的问题当属计算机犯罪,犯罪目标均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危害极大,必须依靠法律法规加以控制,确保网络信息安全.     

计算机犯罪立法及完善

本文结合刑法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规定，对计算机犯罪的类型及罪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计算机犯罪种类繁多，可以分成多种类型。作者对六类计算机犯罪行为即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计算机间谍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盗用计算机系统信息资源犯罪、计算机金融资产犯罪、滥用计算机犯罪作了研究，进而提出了完善刑法立法的建议     

现行刑法有关计算机犯罪规定的不足

关于计算机犯罪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有两个罪名 ,即非法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两种罪多在犯罪构成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 ,在当前网络犯罪正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 ,迫切需要有关法律及时作出调整或补充 ,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     

试论网络犯罪的定性

根据刑法学上的定义,宏观上网络犯罪可分为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网络犯罪和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其他网络犯罪。实践中,应克服网络犯罪神秘化倾向,正确认识网络犯罪的本质。与域外网络犯罪法规对比,我国计算机网络系统犯罪立法与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同步,为网络犯罪的正确定性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法律依据。在网络犯罪定性上,应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法定原则;坚持两分法,对涉嫌犯罪的行为先归入两类之一;坚持类型化归纳,正确认定具体的犯罪罪名。     

浅析网络刑法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网络具有资源共享和开放性的特点,因此十分容易产生网络犯罪的现象,对传统的刑法产生一定影响,使其无法与新形势下的网络犯罪相适应。刑法应该不断调整其规范,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缓解因为网络犯罪而产生的社会危害,促进网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预防网络犯罪的产生,同时使用网络中的录像、软件和声音等作为判决过程中的依据,立法机关根据职责...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刑法谦抑性之价值蕴含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3个层面的基本要素.     

论刑法谦抑之本质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理念、思想或精神。     

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 刑事辩护制度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刑事辩护制度步入理性化时代。刑事诉讼中最根本、 最显著的矛盾便是控诉与辩护的矛盾,控诉与辩护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同维护了司法的准 确、严明。刑事辩护制度将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下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趋同性——从一则被害人谅解的故意伤害案例说起

刑事和解是在加害方真诚悔过、被害方充分理解并接受,本着自愿原则的框架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其旨意在于抚慰被害方的心理创伤,进而熨平犯罪给社会机体带来的伤痕。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而是旨在构建一个双方当事人充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对化解矛盾、消解积怨、预防犯罪衍生、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意义。当然,也需要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准确领会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用度,谨防将刑事和解庸俗化为＂花钱买刑＂的富人游戏。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切入点论宪政的形式合理性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其作为众多部门法的交界点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借助于刑法之力将刑法和民法、经济法、宪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因此体现出独特的宪政价值。对于裁判的尊重不仅是刑事法问题,更是关乎一国法治地位的宪政问题,为此选择形式合理性应是逻辑的必然。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