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学思想研究的挑战与超越

军事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历史变迁的重要推动力。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学术即"兵学",则在军事史研究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中国古代兵学研究以《孙子兵法》等经典兵书为载体,内容丰富而精深。但是,由于传统兵学一方面过分追求实际效用,而其受众的学术素养又相对较低,从而忽视了兵学理论的总结与升华;同时,兵学研究者一直未能将历史与军事研究二者很好结合,因而使得兵学在整个思想史研究中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所以,要对兵学研究的瓶颈有所突破,就应当尝试将重心转向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并且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加以概括与揭示,探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同时不能局囿于单纯的思想史考察,而要时刻关注兵学思想史自身的独立性。     

游走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论语》学研究——《论语学史》书评

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经典,《论语》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不同历史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古代研究《论语》和孔子思想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孔子及其思想和学说,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宽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历史长卷与历史启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读后有感

正当人们对今天中国道德现状议论纷纷、忧心忡忡、揣测多多的时候,长期致力中国德育思想史研究的黄钊教授,为我们奉献了他潜心十年所完成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下简称黄著)。这部近140万言的学术专著,以其强烈的历史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绚丽的历史长卷;又以其真切的现实感,为我们深入思考当今中国道德现状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     

韦政通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韦政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独到见解,认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存在孤立研究、主观偏误、牵强附会、墨守成规、复古意识浓厚、缺乏理性精神、时代意识不足等缺陷,其更新之道在于研究者应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和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在中国传统思想基本脉络的宏观省察上,韦政通做出了孔子中心而老庄异质的思想定位,并将秦汉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分为制度化儒学时代、佛教时代、儒学复兴时代3个阶段。他还认为,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空前发展与重视客观认知的精神共同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论域,其历史担当意识和关注现实的精神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三议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应把握如下三点:一是中国古代有着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逻辑思想;二是正确理解"据西释中";三是将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放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上进行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中国古代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独立性。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对历史上和现代科学研究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所有思想成果。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要考虑到传统认知模式的特点,揭示历史上思想活动的本来面目。开展这方面研究,要着眼于现代科学研究的需要,起到推动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民族关系思想概念后,近30年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对中国古代或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思想的宏观探讨,也有对某个朝代或民族的某个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总结,既有助于专家学者全面了解研究概况,又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更将有助于民族学和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墨子国家思想刍议

墨子是中国古代最早而又较系统地提出国家学说的思想家。墨子的国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突出的贡献。文章概述了墨子关于国家起源、国家最高“正长”的设立以及国家的巩固策略等理论,认为墨子关于国家组织形式、政权机构的设想反映了人们从旧的神学思想体系解脱出来后对国家学说的进一步探索。墨子的“天子以其知力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的观点包含着国家社会分工思想闪光的颗粒。     

杜国庠先生关于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研究

<正> 杜老国庠(守素)先生(1889——1961)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其中尤着力于先秦思想史的探讨。对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探索,尤见功力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第九章:《名辩》章是关于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精湛之作,具有甚高的学术价值。关于思想史的著作,从学术高度上,必须要求遵循恩格斯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辩证逻辑思想。要求能在历史的论述中,抓住历史的逻辑,能够从纷繁的历史材料     

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史意义

由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实是一种侧重从思想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杰出人物进行评述,并进而深入探讨和揭示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内在理论结构体系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范围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注意从人物的业绩和事功中抽象出思想、注重兼融与交叉以及其独特的评传形式,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传统财富观初探

研究中国传统财富思想的历史演变和主要内容,是全面把握、认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关键。中国传统财富思想主要内容的形成,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文化嬗变过程。对不同时期中国传统财富思想的阐发,是把握中国传统财富观具体性生成、多样性呈现和时代性演变的基础,这样的研究,对于如何建构现代意义上的财富观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

史论即人们对客观历史所作的评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见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随着史学的多途发展,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形式也更加多样。所探讨的问题,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多与现实有关,涉及政治兴亡、民族关系、门阀观念、宗教思想等许多方面,南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贞观政要》的行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行政思想是行政实践的指导依据和理论源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接受历史的长期检验,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积淀了大量的政治和行政思想。为了挖掘中国古代行政思想和行政智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以历史典籍《贞观政要》为蓝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文献疏理法、比较论证法等研究方法,由浅入深剖析《贞观政要》深层文本中的治国理政思想和行政智慧,总结和比较贞观年间采用的具体行政措施和方法,考证《贞观政要》所记载的行政实践的历史进程和行政效能,从而解读和分析《贞观政要》所蕴含的行政思想、行政智慧和当代意蕴。研究发现,《贞观政要》蕴含着丰富的行政思想和中国智慧,如施行仁政、以民为本、按需设官、任用得人、行政追责、有效行政、权力监督与制衡等思想。结果表明:《贞观政要》的行政思想不仅适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提高了行政效能,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甚至一度出现读书人不愿从政做官的社会现象;而且这些行政思想在历史时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对于今天的行政改革仍不乏启迪意义;从而为修正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同时也为今天的行政改革提供参考依据和经验法则。     

岑家梧与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

岑家梧是20世纪著名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被尊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但不为人所知的是他还曾经在艺术史论研究方面作出过相当突出的成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艺术史家。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国外艺术社会学观点的影响,曾经向国人介绍当时比较先进的艺术社会学思想,并且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和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展开了独特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运用科学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对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这些是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质的飞跃。     

试析中国启发式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和实践,我国的启发式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自古代以来,启发式教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被充分运用。文章通过对我国启发式教育思想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历史发展的梳理,探析中国启发式教育的历史渊源。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民本思想的形成、转化和超越

民本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和历史作用。从古代、近代、当代三个时期,概述了民本思想的形成、转化和超越,并对民本、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略加分别和定位,以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民主制度的进程中,吸取历史的精华,借鉴历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