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静坐工夫略论

在朱子涵养工夫"静—→动—→敬"之格局中,静坐被定位为始学工夫。一方面,静坐能有效地伏除杂念、澄明心体、思绎道理、养卫精神,使人养出良好气象,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较强的工夫下手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儒家义理而言,有静无动是孤执一边;就实际生活而言,静坐只是工夫下手方式之一;就人的气质不同而言,静坐并不适合所有人;就实行的效果而言,静坐并不太容易掌握;就静坐者心理而言,静的实质是敬;就静坐形式简单而言,其容易引发投机之举;就辟异端立场而言,持静又近于佛老。故静坐在朱子涵养格局中,只是始学之工夫。     

论原始儒家“中庸”理念之变异

中庸的变异根源于原始儒家道德理论兼摄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性格,其内在根据源于其心性理论。原始儒家将主体之心作为统摄形上本体与道德工夫的结合点,本体之天回落于心,统摄主体性情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心外显于主体修身与治世的道德实践。然而,原始儒家将治身与治世融为一体存在明显的弱点:中庸以"仁"为价值旨归和本体论归宿,但历史上几经变异后的中庸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向,却忽视其本体论层面的价值,而中庸变异的过程也是学术屈从于专制的过程。     

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功夫”/“工夫”一词既有技艺义，又有修身义。在儒家修身学中，“志道”（学道）与“游艺”（学艺）均是君子修身之道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修身功夫/工夫与技艺功夫/工夫在“目标定向”“时间历程”“自身反涉”三个面向上既相通又不同，揭示其异同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修身功夫/工夫的意涵。     

儒家工夫中的理性与直觉?--以李二曲的“静坐”与“澄原”工夫为例

理性直觉是儒家体道的不二法门,它基于天道与人心同一、人心能够体道的原则。儒家主张向内直觉体验。这种理性直觉与佛道强调空寂的直觉体验有着本质的区别。李二曲道德哲学所提出的"静坐"与"澄源"的工夫论主张"动"、"静"相宜,强调道德主体通过静默返照的修养工夫使心体之本然朗现,进而达到天理流行、浑然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这种理性的直觉同时使二曲的道德形而上与审美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     

朱熹与儒家环境美德论的发展

朱熹之学的主旨是修身成己,完善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对禽兽、昆虫、草木等其他生命的道德关怀事关"防养善端、培植治本",关系到人美德的保存与养成.朱熹改造了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认为儒者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是格物之"所当然",这是从自家性理出发,因"物之理"而行,合内外之理,"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实行"时禁",遵循儒家环境行为规范.朱熹认为,圣贤帮助、促成天"生物""成物"职能的实现,裁成外物是圣人的美德.朱熹从修身成己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环境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改造、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儒家环境美德轮思想.     

论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性品格

"气象"在宋代文化中是一个涵蕴丰富、具有多重品格的文化范畴。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两宋理学家,试图以"气象"作为沟通天地、生物、人的途径、渠道及目的,"观天地生物气象"、"体贴气象"、"持养气象"与省察"圣贤气象"、"孔颜乐处"等,作为求"道"的方法、途径兼目的而成为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气象"以情感体验与审美的方式探及到了宇宙论与道德论的会通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统一,是超功利的美学境界。这一特征,内在地沟通了诗歌的诗性品格与理学的"气象"特性。境界、审美与情感体验,是决定理学"气象"范畴具有诗性品格的关键所在。     

论儒家道德实践中的认知与意志问题

在儒家道德哲学中,道德本体、涵养工夫、天地境界三位一体。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心性"问题是儒家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道德认知是道德领域更为内在的认识论问题,认识的主体是具体存在的人,既有感性的规定,也有理性的意愿。在善的追求中,理智与情感、意志总是交织在一起,向善的意志存在意志软弱的问题,即"天理"与"人欲"的内在张力。儒家的道德境界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问自身之"在"的意义,强调"成己"与"成物"的统一。     

儒家境界说对实现生态自我的启示

生态自我的自我实现是奈斯深层生态智慧核心,但同时存在着生态学作为基础的科学性自我的缺陷。儒家的天人之学讲“天人合一”、“尽心知性”和“民胞物与”,是整体性自我潜在的境界。生态自我的“心”是天地的“心”,“性”是万物的“性”,“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这样能够消除“大我”的界限,实现“民胞物与”,真正超越自我的生态和谐世界。     

儒家人本理念的伦理性与超越性论析

儒家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特征,即便是宋明心学所看重的“自我”也不是基于对个体情欲的肯定的自我,而是指向孝事父母的伦理性与孝事天地的超越性。源自天地之心的人心之爱呈现出天地的生生之德,其中蕴含两个重要面向:一是由天地赋予人心的仁德,一是人以下学的工夫上达天地之心。而人心之爱敬并非自动开启,须依靠最根源的天地之教,天地所教的最本初的内容也是人伦之理。在根源上,人与万物共同禀受的天命之性,二者的差别在于气禀不同,此是人贵于万物的根本所在,而对“天命之性”概念的保留则保持了人本理念的超越性。儒家人本理念是基于天地生德的观念,因而逐于物质名利是人的自贱自欺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天地的贬低。儒家人本理念不仅是全球视域中的人本思想的重要补充,更是救治现代性笼罩下的人本思潮弊病的良方。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理性直觉与感性实践：以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沟通直觉与实践有多重理论进路。与现代新儒家把作为直觉境界呈现之基础的实践归结为道德实践不同,冯契的广义认识论表现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道家＂破＂的修身工夫、儒家的道德实践以及唯物史观的感性实践都被纳入＂实践＂的范畴,并进而把感性实践作为最基础、最本源的实践,由此对直觉境界与实践工夫的关系作了深层次、多角度的解读。     

胡宏的仁学思想简析

胡宏作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在继承二程仁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对儒家的仁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发挥,使本体仁学的理论形态更趋于成熟与完善。从内容上说,他以仁为天地之心,赋予仁本体论的意义;借助于主体精神"心"的作用,使仁之生生之德能得到充分彰显与实现;他以"仁"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并将其最终落实于人的德性行为。在为仁之方上,他提出一系列的心地工夫,从尽心求仁、孝悌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胡宏并以仁学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其仁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张载“为天地立心”释义

张载"为天地立心"是"四为"中最根本的一句。"天地之心"是指天地"意之所向",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人心、仁心、天德良知;"为天地立心",即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往哲先贤所努力倡扬的"仁民爱物""天下为公""明德至善""民胞物与"等,都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一种实学,需要人们努力担当起呼唤道德自觉和社会良知的历史责任。     

论两宋理学“观天地生物气象”义蕴及其多向性展开

“观天地生物气象”话语来自于“观物取象”文化传统,因之具有会通性基因并发展出独特文化义蕴。之中“观”具备兼手段与目的的特性,其体用的基本方面由原始儒学“观”之义蕴发展而来,而非来自佛教。“生物”、“气象”以及“观天地生物气象”等话语义蕴,亦是层积地发展而形成的。二程在继承邵雍、周敦颐等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对该话语之“体”、“用”与“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朱熹则从体、用及其关系方面,以具体化、超越性的发展向度,对该话语整体性义蕴进行了开掘。由此,“观天地生物气象”因其具备会通自然界与道德界的体用属性而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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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学》《庸》工夫论概观

儒学的根本在工夫.《学》《庸》工夫论从主张修身之必要到一切人皆以修身为本的变化,说明工夫既是道德也是政治伦理的内容.诚之既包括主体对善的自觉,也包括明善之后诚身的实践;诚意虽内在地包含着慎独和毋自欺,但它还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理解的意向的真切不妄,而且包括往往被忽略的意识的真实可靠.中庸之道和大学之道虽各有自己的结构和内容,而它们本质上仍是以近道为工夫论的基本特点.三纲领八条目作为无穷尽的工夫过程是“近道”思想的根据.近道思想是儒者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表现.     

关于张载哲学中“心”的定位问题之我见——以修养工夫论为背景

张载论“心”,重点不在认识论,而主要是把“心”作为落实修养工夫的枢纽。张载修养工夫的学者、大人、圣人三阶段都由“心”贯穿;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心统性情,大其心,虚心、无心的修养工夫,都离不开“心”。由“心”来觉解太虚本体赋予人的天地之性,通过涵养“心”而体悟“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世界万物一体同源的宇宙意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论“心”的要义。张载论心有认识论意义,但以“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而定位张载的论“心”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结论是不妥的。因为“因物为心”恰恰是张载要克服的,而“无心”却正是圣人修养工夫的目标。     

儒家“一体之仁”观的三个向度——基于生态伦理的追问

在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向度内,儒家"一体之仁"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统一的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本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与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扩展到自然界,建立包含调节人与自然关系道德规范的新型伦理学体系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儒家"一体之仁"观的意识论向度内,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与人事活动行为规范是合二为一的,仁不仅是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这就决定儒家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与调节人与人关系相互关联的总体层面,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一体之仁"观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论.     

先秦儒家道德价值内倾性向度发微——由“思无邪”说起

儒家道德价值内倾性向度始于孔子重新诠释"思无邪",立诗教,倡"下学上达"之仁学;而<中庸>进一步将儒家道德价值内倾化,提出了一个由诚至思诚,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天人贯通的形上理论架构;孟子最终将其安顿落实于"心",并由内圣外王两方面作了发挥,为宋明理学内在超越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